抗战时期沦陷区几十所高校内迁

流亡的大学 不灭的火种

来源:海南大学作者:王凯责任编辑:杜汶纹
2018-01-10 16:36

华西钟楼——美丽坝上的地标性建筑

西迁途中的浙大师生

一所大学的长征

抗战爆发后,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踏上了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两年多的时间里,浙大师生辗转浙江、江西、广西、贵州诸省,行程5000余里。由于浙大西迁的路线与中央红军的长征线路大体相同,而落脚点又是对中国革命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故后来史家又称其为“文军长征”。

淞沪会战爆发后,浙大迁校已势在必行。竺可桢认为,浙大决不能迁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图书仪器等校产也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至建德后,浙大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内各处,稍事休整后,学校立即复课。

11月下旬,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江西南部。浙大选定的校址位于江西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该村古时即有大原和华阳两座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楼(藏书楼),文风之盛,堪与白鹭洲书院相当。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浙大师生如鱼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诵默读。为了弥补搬迁期间所耽误的时间,各学院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大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

受战事影响,至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1938年8月,浙大师生西行入桂,到广西宜山办学。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到江边躲避,曾有学生这样描述:“碎石与弹片齐飞,江水共泥沙一色!”在这种情况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遇到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士陈世贤和宋麟生,两人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陈世贤向竺可桢介绍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鱼”,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后便来湄潭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欢迎竺可桢的到来,并告诉竺校长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湄考察后甚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初步决定将浙大迁至湄潭。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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