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叛徒出卖被捕 狱中受尽酷刑折磨
煤矿大罢工震惊了抚顺城，日本关东军也有所察觉，认定此事与共产党有关，于是下令驻守抚顺的日本警察署必须尽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并伺机逮捕领导人。此时，抚顺特支委员、千金寨矿区党小组组长王振祥因在矿区张贴反日标语不慎暴露了行踪，遭到日本警察署的逮捕。王振祥在重刑下变节，供出了张贯一是他的上级，并提供了张贯一在抚顺新站地区的住址——福合客栈。
8月30日下午，日本警察署动用大批警特对福合客栈进行严密监视。晚上5点，毫不知情的杨靖宇刚一迈进福合客栈的房间，即遭逮捕。日本警察在杨靖宇的住处搜出六面红旗、《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以及一些药品。
杨靖宇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一个单人监号里。当晚，日本警察署对他进行了重点审讯。日本警察署根据王振祥的口供及搜查到的物品，断定这个名叫张贯一的人，就是抚顺新来的共产党“头目”。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从杨靖宇口中套出一句有用的话。
日本警察见杨靖宇拒不招供，连续五六个昼夜对其严刑拷打。皮鞭抽、杠子压、坐老虎凳、灌凉水，无所不用其极。杨靖宇遍体鳞伤，多次昏迷。最后凶残的敌人将他扔进了齐胸深的水牢里，水的浸泡使杨靖宇的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持续高烧不退。
但是，杨靖宇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报羁押犯张贯一患病由》中，有这样的记载：“府羁押日署引渡人张贯一，该犯人入所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当签报核示……”短短几句话，足以证明杨靖宇曾遭受到何等酷刑！
机智应对审讯 最终虎口脱险
档案中，有一份“堂单”，细读之下可以看出杨靖宇勇敢、坚韧和机智。
8月31日清晨，杨靖宇再次被提审，但他始终坚持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于是，日本警察把从杨靖宇住处搜出来的红旗及《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拿了出来，妄图让杨靖宇在“物证”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面对这些“物证”，杨靖宇沉着应对，说这些印刷品是别人给他送药时留下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并反问道：“如果我是共产党，怎敢不自检点把这些东西放在明处呢？”日本警察只好亮出了最后一张牌，将叛徒王振祥带到审讯室，让他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用鄙视的目光瞅着这个无耻的叛徒，拒不承认与他相识。在大义凛然的杨靖宇面前，王振祥无地自容。
日本警察署由于只有王振祥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迫于舆论，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酷刑和审讯。1929 年10月中旬，日本警察署以杨靖宇在狱中患病为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抚顺地方法院。脱离了日本人的魔掌后，面对中国警察的审问，杨靖宇仍咬定自己是山东来东北经营煤炭的商人，并在法庭上以伤病之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肆意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
最终，国民党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刑。
辽宁省档案局（馆）编研展览处副处长赵春丽告诉记者，日本警察署和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人均采取“杀无赦”政策，因此我党有纪律要求，被捕入狱的同志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等待党组织救援。但在遭受非人酷刑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咬死不认”，不仅需要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机智应付的能力，更需要坚定的信仰和非凡的意志作为支撑，很多在工作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最终还是过不了酷刑这一关，足见其艰难程度。
1931年春，杨靖宇刑满出狱，随即投入新的战斗中。在“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走向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率部队长期转战白山黑水间，打击日伪军，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蒙江县（今靖宇县）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