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不应忘记的一位真心英雄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作者:关山远责任编辑:杜汶纹
2018-12-29 15:28

87年前的12月14日,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笔者近日来到河北邢台市新河县,瞻仰了董振堂事迹陈列馆。董振堂是新河县西李家庄人,故乡立有他的墓碑,但那是衣冠冢,一代名将的遗骸,与众多西路军将士一起,湮没在祁连山下茫茫大漠戈壁之中。

董振堂短暂的42年人生,似乎与冬天有着不解之缘:他出生于1895年12月21日,宁都起义是1931年12月14日,他牺牲的时间,在1937年1月20日……在将军故乡的雪夜中,细细思考他的一生,一个为中国前途命运迷茫的旧军阀,为何能够成长为有着坚定信仰、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红军高级将领?

本文选取跟董振堂相关的十个片断:他在寒夜中的呐喊与觉醒;信仰的力量,如同寒夜中燃起的火苗,熊熊而燎原;他在寒夜最深重的时刻倒下,而他的同志,继续奔向曙光。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一个时刻:1931年12月14日深夜,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26路军宣布加入红军。他们连夜向中央苏区开拔,走出黑暗,迎来了翌日的朝阳辉映,苏区军民敲锣打鼓,列队欢迎。身材高大的董振堂走在队前,他素来是个不苟言笑的军人,此刻满脸愉悦之情。

26军被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且不论这次起义对蒋介石及其麾下国民党军队的心理打击,也不说对刚诞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干部群众的精神鼓舞,就看看他们给红军增加了什么家底吧:1.7万余官兵,1个军部、2个师部、6个旅部、11个整团、携带着20000多件轻重武器和8部电台以及大批装备物资……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力量得到极大加强,从3万多人猛增到5万人,2万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红军装备,各种物资也让处于“围剿”之中处境艰难的中央苏区得到及时补给(宁都起义比原计划推迟一天,是因为新发下的20000套冬装和军饷这一天抵达宁都),更为珍贵的是,起义部队一次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是从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缴获的一台半电台起家的。“半台”之来历:红军战士第一次缴获电台时不“识货”,砸掉了发报机,只剩下收报机,领导闻讯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乱碰电台。在这一部半电台的基础上,组建了新华社的前身红中社。宁都起义后,8部电台加上40多名技术人员,让红军无线电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1932年1月13日,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特地带着董振堂、赵博生等起义将领一同到位于瑞金叶坪村的红中社参观。

史料记载:宁都距离瑞金不到100公里,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同一天诞生的红中社,播发了“一苏大”召开的消息,被驻宁都的26路军接收到了,更坚定了他们起义的决心。

1932年3月7日,赣州南门城下,董振堂率先手舞大刀冲进敌阵,身后数千把大刀举起来,白光闪闪,杀声震天,敌人哪见过这阵势,仓皇逃入城内。

这是宁都起义后董振堂率部参加的第一次战役。当时红军围攻赣州半个月,没有攻下有“铁赣州”之称的坚城,反而被敌人反包围,情势危急之际,董振堂率领作为总预备队的红5军团第13军杀入战场,以大刀贴身近战,掩护攻城部队撤退,随即红军撤围赣州。

董振堂从小习武,他所在的西北军,素来以大刀著称(1933年春天长城抗战时,西北军29路军的大刀曾在喜峰口把日本鬼子砍出了心理阴影)。起义整编两个月后,这支劲旅在赣州城下闪亮登场,从此成为红军中能攻善守、以打防御战著称的精锐部队,人手一把步枪、一把驳壳枪、一把大刀,令敌人闻风丧胆。

赣州之战后,董振堂、赵博生等率部又参与了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黄狮渡等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硬撼强敌,从不退缩。以南雄水口之战为例,从1932年7月2日至10日,历时9天,这是红5军团首次独立作战,时任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写道:“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何为恶仗?当时红5军团对手是尚未领教过红军厉害的粤军,他们想南撤广东,颇为悍勇。战至9日,尸横遍野,董振堂感觉不对劲:情报不是说对方只有4个团吗,怎么这么难打?后来才知道:哪是4个团,足足有10个团!当时红5军团投入战斗有6000多人,也就是说,6000红军,阻击了10000多粤军!10日,决胜之日,红5军团从正面,毛泽东亲率红1军团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总攻,激战1小时,击溃敌人。战后统计,9天恶战,毙伤敌人3000人,仅在红5军团阵地前,被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近千具,粤军被打服了,很长时间不敢轻举妄动。红5军团也付出惨重牺牲,有的团剩余不过百人……

在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董振堂、赵博生双双获得“红旗奖章”——这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仿造苏联红军奖章样式,最早制作、最早颁发而且仅颁发一次的奖章,比红军后来制作颁发的“八一红星奖章”,还要早8个月。

毛泽东曾派他的夫人贺子珍,来到起义后整编中的红5军团,为大家表演节目。董振堂感慨不已。

把起义旧军队改造成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并不容易。中央在红5军团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还从1、3军团中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到红5军团工作,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同时组织政治学习,进行阶级教育……

回首这段历史,不得不感慨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强大威力。

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起义的过程,堪称国共两党的生死谍战,一方面,蒋介石对杂牌部队歧视,企图让红军与之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利,结果将董振堂等“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中共地下党员做“兵运”工作,成效卓著。

西北军中,很早就有共产党员在活动:1926年8月,共产党员刘伯坚应冯玉祥之邀,担任西北军政治工作干部,积极改造旧军队,与杨虎城、吉鸿昌、邓宝珊、赵博生、董振堂等西北军高级将领结下深厚友谊。虽然短短九个月后,刘伯坚就因冯玉祥“清党”而被“礼送出境”,但从此留下火种,在以后的历史关键时刻,一次又一次影响了西北军:宁都起义、察绥抗日同盟军成立、西安事变,直至淮海战役开始时,西北军最后一支余部还在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起义。

在对红5团队的政治改造中,不是简单地说教灌输,政治工作做到了这支旧军队的心坎上:红军政工干部深入浅出讲红军与白军的区别、讲红军为什么要打仗、为谁打仗,讲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艺宣传效果也很好,工农剧社的宣传队下到红5军团慰问演出,话剧《为谁牺牲》描写一个白军士兵的悲惨遭遇,对大家的思想触动很大,不少人流下悲愤的眼泪,还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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