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新四军曾准备实行军衔制度
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即将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红军的改编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则上的改变（如采用官阶制度等）。”所谓“官阶制度”，就是当时军衔制的别称。
1939年,周恩来(右三)在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叶挺（右一）、陈毅（左一）、粟裕（左二）等合影。
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鉴于部队正规化建设的需要，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并中央书记处，询问“干部之等级可否行施规定”，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对八路军、新四军建立等级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评定标准、办法和批准权限等均作了说明。《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以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六等十六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训令》发布后，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制的准备工作。但是，正规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受当时的物质条件制约，与部队的稳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艰苦而频繁的作战环境，使各部队无法集中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评衔工作。因此，当时除了驻国统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军衔之外，整个部队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评衔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42年2月3日，有的军区在关于《精兵政策及等级制度的布置》指示中，还在做评级评衔的具体要求。
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军事斗争形势，联名给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山东纵队发出《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征求意见电，请各战略单位领导同志发表意见。
各地：
关于军队中干部军衔等级（将校尉）问题，有的同志主张现在实行，有的同志主张暂不实行，我们认为等级军衔之划分，与否各有利弊。规定军衔对军队正规化固有帮助，然而目前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正规化是有限度的，超过现有物质基础，而过分强调正规化，则有陷于主观主义之危险，无益反而有害。加之军队分散，全军等级不易统一规定，一地区自行规定以为不妥。再则，艰苦环境要求干部同生死，同患难，等级之明白划分，在缺乏长期深入解释时，亦难免有碍干部之间团结。因此，我们起草的内务条令之草案上暂时不划分干部之等级军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军委
1942年4月24日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发出后，八路军和新四军各部队均作出反应，表示拥护中央不划分等级的指示。鉴于种种原因，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次评级评衔工作，于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