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中国人民在浴血抗战中迎来了1942年。这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5年，虽然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增长，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处在胜利的前夜。
延安的3月，春寒料峭。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他预言：“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
（一）
继上年中共中央在延安高层领导中开展整风学习和充分准备，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大规模开展。
在抗战紧要关头开展全党整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之举。全面抗战以来，日军不断加紧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害。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发动反共攻势，加紧封锁边区，使根据地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从党自身情况看，一方面，党内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残余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的思想。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全国仅有党员4万人左右。短短几年之后，到1942年初，全国已有党员80万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50万人。但是，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党员队伍大部分是抗日救亡高潮时投身革命的，新党员、新干部在全党占90％。他们大多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深入理解，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亟待提高。
指导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党内外形势任务的变化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接受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启蒙，从而推动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核心。毛泽东对整风寄予了厚望，他希望通过整风，“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这段话深入透彻地阐明了整风的重大意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剖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对它们的表现作了具体分析，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把文风提到了党风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这两个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由少数高级干部的学习发展到延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
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整风学习。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毛泽东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学习。各地选出来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时间，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延河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砥砺奋进。有的干部说：原来一直觉得自己又进步又革命，同旧世界早就决裂了。其实，旧思想、旧意识还很深，小资产阶级王国在主宰一切。立场、感情、思想同工农兵格格不入，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
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自我革命的创举。通过整风，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此形成，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他们满怀革命和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在文艺界内部，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争论、分歧，也造成了宗派主义和不团结的现象。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十分重视。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同萧军、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进行了深入交谈，真诚坦率交换意见。还召集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等党员作家召开座谈会，深入细致了解情况。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有100多人参会。这次会议共召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转变感情的过程，给与会者留下全新感受和难忘印象。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23日，毛泽东出席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结论中，他进一步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会场从室内挪到礼堂外的露天场地。在西北高原广阔的天宇下，煤气灯的光芒格外耀眼，大家认真聆听，思想豁然开朗，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有力推进作用。延安文艺界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入党”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这段话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界整风，对指导全党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都有重要意义。
（三）
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中共中央在1942年下大力气实行了精兵简政。
实行精兵简政是民主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提出的议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自从党中央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因为认识不够，执行的力度不够大，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他还提出了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9月7日，毛泽东专门给《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为此，毛泽东借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另一个是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多次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迅速行动起来，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通过精兵简政，有效克服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达到了毛泽东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