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撷英|方强: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

来源:中国军网综合作者:方 强责任编辑:杜汶纹
2020-01-16 15:49

本文记述了方强到任后,通过一系列艰辛努力,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成功将连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实践过程,反映了贯彻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特别是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请关注《解放军报》的详细报道——

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

■方 强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解决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本文作者方强时任红3军团第7团第11连政治委员(红军中连的政治委员1930年后改称政治指导员),该连连长是个旧军人,连队大部分官兵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连长收来的散兵游民;连队党组织不健全,政治工作不落实,旧军队习气严重。本文记述了方强到任后,通过一系列艰辛努力,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成功将连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实践过程,反映了贯彻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特别是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九三○年夏季的一个大热天,烈日如火。

我戴一顶写着“革命成功”四个大字的草帽,光脚板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街道上快步走着。手中握着一卷沉甸甸的文件:这里有我的介绍信,有红军一个连队的党员名单,有油印的《怎样做支部工作》《士兵委员会组织章程》《早晚点名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石印的《党十大政纲》《土地法》《劳动法》;还有中国共产党三军团前委和军团政治部告士兵书、告群众书……这些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就是我当时的“武器”。

长寿街解放后,我在长寿街市苏维埃政府担任裁判委员兼财政委员,并做党团书记的工作。前些日子,党的湘鄂赣特委李宗白同志,召集长寿区的七个地方共产党员谈话说:“红军扩大得很快,需要党员去做政治工作,现在特委决定你们去三军团做连政治委员。”我没有在主力红军工作过,又听说七团是个新组成的不巩固的部队,大部分战士是打长沙后参加的,就更感到工作的艰难。但是革命形势不断地发展,红军不断地胜利与壮大,使我心里充满对党的力量的确信,又鼓励着我去担任这个新的工作。

在长寿街复生茶叶铺里,找到了七团十一连连部。传令兵推开门,只见满屋烟雾腾腾,桌上杯盘狼藉。正中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左腮帮上有一块红而发亮的伤疤;两旁大腿架小腿地散坐着几个人。传令兵告诉我中间那个人就是连长。

连长看完介绍信,动也不动,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阵,轻蔑地歪歪脑袋、撇撇嘴,半天才用那破竹似的声音问我:“你当过兵没有?”我说:“没有当过白军,只当过红军游击队。”他想了想,又眯缝起眼睛问道:“你多大年岁了?出过门没有?嗯?”他故意把声音放得轻飘飘的,好像在逗一个小孩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但还是忍着气,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没有出过门,今年十九岁。”他向旁边的那些人挤挤眼睛,他们看着我“咯咯”地笑起来。我觉得这个连长不大像红军,不大像革命的。他的态度使我心里有些冒火,但我还是装得不在乎。这时候,连长顺手拖来一张凳子,手一指说:“坐吧,连政治委员!”

我端端正正地坐下,拒绝了他递过来的酒杯。等他们吃完饭,喝了一会儿茶后,我说:“请连长把连里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吧。”

他瞪了我一眼,又困惑地看了看四周的人,开始回答我的话。他忽然变得口吃起来:“嗯,是这样,连里一共九……九十多人,三个排,这是一排长、二排长。”他指指坐在旁边的两个带醉意的人,“……唔,对了,三排长今天值星不在这里。还有个司务长……共七十多支枪;还有,每天都出操。”他停了半天,猛吸着烟,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忽然,他竖起眉毛喊道:“传令兵,带政治委员找值星排长!”转过脸对我说,“详细的情况,由值星排长跟你谈吧。”

从连队里的共产党员和战士口中,我开始摸清了这个连队的具体情况。连长张有发,是个旧军人。不久以前红军第一次打下长沙后,他带了七八十个人来当红军的,其中除少数是参军来的长沙工人和城郊农民外,大部分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他收来的散兵游民。当时,组织上来不及审查,他就这样当上了连长。他把拉来的人编成了一、二两个排,派自己的亲信当排长。军团政治部为了加强改造和巩固这个新成立的第七团,在长寿街曾给各连补充了苏区参军的农民,而张连长却把苏区来的战士单独编成第三排,连里仅有的七名共产党员,都在第三排中。有阶级觉悟的战士,都向我说:“连长结了小团体。”

当晚,我就在三排里和战士们一起睡,因为连部没有我的位置,同时我知道这个排是连里最可靠的部分,工作首先要依靠他们来做。这时,我了解到许多战士最不满意的事,就是连里伙食账目不公开。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每月由士兵委员会的经济委员算账,向全连公布,将节余的“伙食尾子”平分给战士、干部零用,这就是红军的经济民主。而十一连呢,月底见不到账目,又不见“伙食尾子”发下来,战士们饭食不好,连长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这能不引起大家怀疑连长贪污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第三天,我到连长的屋里谈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后,坦率地对他说:“连长!战士们对你有些反映,说连里经济不公开……”他不等我说完,马上就跳起来吼道:“什么?什么……值星排长!吹哨子集合,全连站队!”他返身从屋里拿出账簿来,“噌噌噌”三步跨到队伍前,破口大骂一通,然后将账簿往地上一摔,嚷道:“你们算吧!”怒气冲冲地就走了。我注意战士们的神色,看见昨天在我面前说“连长是好人”的长沙来的刘玉海,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大部分的战士露出怒容,有几个人心灰意冷地望着那本账簿。全场的空气一时僵住了。这时,我觉得很难办,想了一下,拾起地上的账簿,对大家说:“同志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应该算伙食账,红军的经济是公开的。连长态度不好,以后再说。现在解散。回去后,每班推举出一个代表来算账!”我的话使局势改变了,有些战士就喊叫起来:“对,账还是要算,怕什么?怕就不干革命!革命讲平等。”他们实际的意思是说红军官兵平等,红军经济公开。也有些战士仍露出犹疑的神情。值星排长喊了解散的口令,战士们还围在原地“叽叽喳喳”地议论。

当时,我在战士们面前表现平静,其实心也是悬在半空。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分稚嫩的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我时常想着连长会拉拢他的“小集团”打击革命,有些害怕,有些发愁,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但我一想到有党员,有苏区来的战士,想到长沙来的战士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是革命的,想到师政治委员的指示,我就有了勇气。特别是刚才战士们的态度,大大地鼓励了我,使我大胆起来。我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地认识支部是连队的堡垒,是连队的核心,但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多少懂得只有党的组织是最有力量的。我就决定首先组织支部,组织士兵委员会,在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

那时,党的基层组织在红军中还是秘密的。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秘密举行了连的第一次党员大会,连我在内共八名党员,选出了三个支部委员,连政治委员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按照师政治委员的指示,在会上讨论了以下事情:一是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组织叛变;二是成立士兵委员会,从清算伙食账做起;三是团结教育从长沙来的新战士;四是重新改编班排,从组织上破坏“小集团”。大家发言很积极,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决议。这次会议后,党在连里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有了工作目标,党员更加活跃起来了。

当时,红军处在初建时期,政治工作不健全、不完备,但革命军队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古田会议决议,那时我虽未读到,但决议的精神已经传达下来,而且都按照这个决议执行了。从开支部大会的第二天起,我开始每天给战士们讲话或上政治课。那时我还不懂得更多的道理,根据师政治部发的文件,多少可以讲一点点。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革命道理很容易懂,也愿意接受,很愿意听。

连长偶尔跑来听听,搬一张凳子坐在队伍的侧面晃着小腿,听不一会儿,耐不住性子就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有时我在上政治课,他却突然吹哨子叫大家出操或者擦枪。对于他这些故意捣乱的做法,我暂时忍耐着。

士兵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选出邓丰同志为主席,他是共产党员,原来是毛湾乡农民协会的干部,入伍后当班长,是个很踏实老成的中年人。委员中选了三个长沙参军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虽然还不习惯红军的民主生活,但来到红军和苏区后所见所闻,受到连里苏区战士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日子连里政治气氛也有了变化,都使他们觉得新鲜,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参加开会、选举等活动。至于士兵委员会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们的怀疑,不久就完全打消了。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伙食账已经算了出来。我便和连长商量,召开全连士兵大会,讨论算账结果,他不得不同意。经济委员宣布伙食账上亏空了三十多块钱,要大家讨论。许多战士积极发言,有的说这是经济手续不清,有的直接地说这是贪污。发言的也有长沙来的战士。经济委员问大家:“要不要赔?”战士们齐声喊:“要赔!”连长嚯地跳起来,脸色涨得像猪肝,大喊大叫:“什么?说我拿了三十多块钱?吓!”他喊着,环视全场,寻找同情的眼光,可是,他的亲信这时却无可奈何地一个个把头低下,谁也不敢讲话。连长泄了劲,嚷道:“在这个地方,你们拿吧!老子有的是钱,再多点也不在乎!”说着,掏出一把银圆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还没有等他走出门,屋里就有人笑出声来。我刚想制止,一看,原来就是四班长刘玉海,过去他和连长一伙的。我有点奇怪,但一想,又觉得不奇怪了。我觉察到这个战士开始觉醒,于是故意不去制止他。他一引头,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长沙来的和从苏区来的战士们,笑声融合在一起。只有连长的两个心腹排长,惶恐地低下头,党员们则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我说:“让他们笑吧,这就是教育,这就是觉醒。”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我才摆摆手宣布说:“现在,就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这一次,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点零用钱。战士们从自己的行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首先是刘玉海主动找我,把连长“小集团”的底细都跟我谈了。原来连长是利用“洪帮”的封建组织,拉拢了一、二排的班排长和少数兵痞、游民,他们平时互相称呼“老哥老弟”,叫连长为“大哥”,讲的是一套黑话。我把刘玉海鼓励了一番,说他有革命思想,说长沙来的许多战士都有革命思想,说他们是穷苦工农出身,过去是受压迫的,他很高兴。经过党员的带动,苏区来的战士都特别注意团结、争取长沙来的战士:好地方让给他们睡,出公差给他们留饭,帮助他们打草鞋,给病人送饭送水,找他们个别谈话,借钱给他们往家里寄。这些行动,在当时虽然不是那么有组织的、普遍的,但长沙来的战士们都因此从感情上和苏区来的战士更亲近了,有什么话都和共产党员讲,有些人常常找我谈天。

时机成熟了,我便向连长提出了重新编班的问题。他立刻惊慌起来,腮上的伤疤忽然发红了,眼光在我身上瞟了一下,背转脸叫道:“已经编好了,为什么还要编?”“苏区来的战士有的没有打过仗,我们马上要出发第二次打长沙了。混编以后,老兵带新兵,就能打好仗。”我从容地说明着理由。“不必要,不必要。在操场上就能学嘛!”他又嚷叫起来。

我没有和他争论下去,到外边召开了支部委员会,讨论了办法。支委分头向党员进行了传达,分配他们在战士中,特别是向长沙来的战士进行解释,然后又把这个问题提到士兵委员会讨论,得到士兵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条件完全成熟了,就在这天夜晚,召开了全连的士兵大会,讨论编班问题。连长一听说开大会,头皮就发麻了,闷头坐在一条凳子上,一声也不响。

士兵委员会主席邓丰同志宣布了士兵委员会的提议,请大家讨论。这时,连长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搜寻着,对一排长歪歪嘴,向二排长瞪瞪眼,又看看其余从长沙来的战士们,可是他们都低下头来,看样子连长和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但他却没有想到红军的民主力量。张连长没奈何,自己站起来说:“已经编好了,现在再编散,大家不熟悉,不好管理。”他的声音虽然粗大,却没有吓倒战士们。话音刚落,战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反驳他。刘玉海和另外几个长沙来的战士,也发言反对连长的意见。士兵大会一致通过了改编的决议。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决议谁敢不执行?这样一来,连长再没有敢说什么。战士们从这次大会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权力确实是很大的。

支部把党员和苏区来的战士,编到每一个班里。编班以后,工作就更加顺利地展开了,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党员,党的力量增强了。在党员的团结、争取下,长沙来的先进战士们更积极地向我们靠拢,许多人主动找我汇报情况。

在长寿街驻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得到命令向长沙进发,第二次打长沙。这时连长等几个人,还是每天喝酒,有时还偷偷找暗娼。

连长本来对派政治委员就很不欢迎,加上清算伙食账、成立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就更加不满了。他表面上对我客气得多,却把气发在战士身上,打人骂人更加厉害。一天,他无理地打了一个老百姓,被我制止了,他嘀咕着说:“当心,我们在战场上见!”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四天,部队到达长沙的外围,会合了一军团的部队。长沙的敌人这次早做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兵力增加很多,城四周都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外围是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地雷、地刺和绊足网。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装备也差,想要在人数大于我、工事坚固、火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强攻硬碰,进行军事冒险,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便用火牛开辟冲锋道路,连续进攻了两次都失败了。一天下午,又接到第三次进攻的命令,连长和我从团部里领受任务回来后,就立刻找向导,准备夜间进攻。

向导找来了,是个小商人模样的人。连长一见,就满脸堆笑地说:“老兄,你来你来!”把他带到远远的一棵树下攀谈起来。这些天来,行军、宿营、作战,我都紧跟着连长,防止有变,而他常常一转眼就不见了,再找到他时,总见他和人嘀咕,看样子正商量着什么。他向来对老百姓像凶神一样,今天怎么这样和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惑。

本来,这天早晨就有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昨晚看见连长和两个排长在野外的坟边上谈了半夜,不知说些什么。”我又回想到刘玉海说过的话:“要当心,连长不是真心干红军的。”莫不是他们想趁打长沙时叛变?我越想越觉得可疑,就立刻向师政治委员汇报了(当时团里没有政委)。师政委嘱咐我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叛变。

没有隔多久,邓丰同志就来找我说:“政委,今天连长写了一封信给一个老百姓送进城去了,给信时,让七班长看见了。连长那时就大声对老百姓说,这是我的家信,你务必送到。”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晚上九点钟,部队由东山、猴石向前运动。天很黑,偏偏又下大雨,浑身淋得透湿,脚像踩在一条蛇身上,滑得很,好多人摔了跤。走了大约两个多钟头,前面部队就和敌人打响了,机枪声、炮声越响越激烈。城内的灯光、炮火的闪光和悬在半空的照明弹,把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都衬托出来,更显得狰狞丑恶。按照红军的惯例,连长走在前,我在后,以行军队形向前运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战斗,没有什么经验。忽然队伍停住了,起初,我以为前面遇到什么走不通,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走,三排长建议我到队伍前面去看看。我找到连长。“连长,怎么不走?”我问道。“和前面的队伍失掉联络,不知道该向哪里走。”“向导呢?”他不回答我,却大声骂起来:“这么黑,又下这么大雨,前边队伍走哪儿去了?咳!”

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前面部队正打得激烈,可是我们却掉在这里,这怎么行?我要连长派出几个战士向前去看看,等呀等呀,那几个战士却像投向水中的石子,再也浮不起来了。我就说:“向打枪的方向走吧!”连长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一个劲说:“不能不能不能,天这么黑,向哪里去呢?把队伍带到那边去吧。”他指向左前方的一个山影。我想:那边没有打枪,不晓得有没有敌人,何况我们不能改变上级的命令。这时,我恍然大悟:一定是他故意把队伍停下来的!因此,我立刻叫一个战士跑步向前面联络,回头对连长说:“不行,不能改变方向。”连长哼了一声,没有搭腔。

这时,我对连长有了更大的怀疑,便一闪身,到后边找到几个支委和排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们,悄悄地叮嘱说:“掌握好部队,听我的命令。”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和战士,革命警惕性是十分高的,所以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回到前面去时,在黑暗中发觉队伍零乱了,人也少了,连长也不见了。“糟糕!事情发生了!他已经拖队伍跑了!一定是向他说的方向去了!”我这样想,连忙告诉三排长,叫他带七、八两个班向左前方的山影快追。编班时,支部决定特别加强了两个班,以便在紧急时使用。三排长就带着这两班人,像老游击队员一样,一阵风似的向指定的方向奔去。我也立即带上其余的队伍跑步跟上。另外,又叫一个战士告诉后面部队:十一连出了事,要他们赶快向前找部队。

约莫走了三十分钟,忽然,前面的黑暗里有人喊:“哪里的队伍?停止!”是三排长的声音。我知道三排长已经追上了。我命令部队把叛徒包围起来,并向对方喊:“不要打枪,是自己的队伍。”叛徒还未走出红军的范围,在慌乱与恐怖中没敢打枪。

结果,连长和一、二排排长这三个叛徒全被捉住了。这时,听到远远的地里,有操着长沙口音的人在喊:“快来救我!”跑去一看,原来是刘玉海,他满身是血,慢慢地对我说:“政治委员,你去三排后,不知连长和什么人说:‘快点收伞!’一说这话,就有些人向前走动。我知道这话有问题,也跟去了。在路上他塞给那个向导几块银洋,要他往那山上带。我紧跟在后边。起初他对我说去找部队,谁知他猛一回头就把我的枪夺了,骂我是无义之徒,叛了洪门,捅了我两刀。他还大声嚷叫:‘跟我去有钱花,有官做;谁不跟我去,就打死谁!’之后我就昏过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刘玉海的话证实了张有发的叛变行为。

这时才发觉前方的枪声稀疏了,部队撤出战斗。我们撤下七八里路,天就发亮了。我带几个战士,亲自把三个叛徒押到师部,把刘玉海也抬去了。师长、政委听了我的报告后,立即决定把首犯当场枪毙,两个排长交政治部特务连看管。

事后,三排长升任为副连长。队伍到达宿营地后,师政治部指示:长沙来的战士中,谁不愿干红军的,就领路费回家。可是这些战士都觉悟了,除了张有发的表弟张德领路费回家外,没有第二个人肯走。

方强 出生于1912年,湖南平江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5军3师7团11连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12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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