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02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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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国外发行代号 M6261

本刊代号 8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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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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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揭秘将铁证嵌入历史
——从南京大屠杀等事件再度开发看历史新闻挖掘宣传效果

作者:陈小菁

历史,永远不能抹杀。77年前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在此后1个多月时间里,血腥屠杀了30多万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伤痛。

77年后,2014年12月14日,习主席出席首个国家公祭日,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这一天,全国各大媒体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向全世界直播、发表和推送了习主席出席国家公祭日以及在公祭仪式上的讲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大媒体对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凿凿罪证的新一轮历史揭秘,成功地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眼球,震撼了受众的心灵、廓清了受众心中的谜团,激发了受众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的情怀。

从“哭墙”到“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

——发掘侵华日军罪行新内容

由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时间跨度太长、波及面太广,日军在持续一个多月的杀戮中惨无人道且死难同胞太多,致使许多的侵华日军罪行被历史记录遗漏。

2014年,配合首个国家公祭日的宣传,当各媒体记者追寻历史的足迹,去寻找远去的历史史实时,一些新的侵华日军罪行被一一挖掘和发现,一些新的死难同胞被认明正身,一些新的侵华日军铁证被挖掘证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遇难者名单墙上,2014年又新镌刻了104名死难同胞的名字。

位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侧的遇难者名单墙俗称“哭墙”。央视在当天的实况转播中请纪念馆馆长朱成山陈述了“哭墙”的不断发现和变化:“1995年初设立时,刻有名单3000名,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此后经过2007年、2011年和2013年共4次镌刻,目前‘哭墙’上共刻有10418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今年新镌刻的104个名录,是从2011年4月以来新查证到的。”

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2014年启动的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宣传到南京大屠杀公祭日的宣传,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尤其是日军侵华时犯下滔天罪行的东北、南京、河北等地方的媒体,都进行了大规模新一轮的历史揭秘披露;同时,对一些日本政客无视铁的历史事实,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用日本本国民众对侵华日军罪行痛心疾首的新闻事实印证历史,告慰死难同胞。譬如,各媒体报道的2014年8月15日,以日本退休女教师松冈环为团长的铭心会第28次来到南京。松冈环说:“作为战争的加害国,她一定要将历史真相告诉更多的日本青少年,防止历史重演侵略战争的悲剧。”还有,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731遗址”的一角,有一处日本民间团体捐赠的“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碑文上刻着这样一段话:“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中国犯下了世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国家级罪行。我们作为加害国的市民,向那些被残害的抗日战士以及众多无辜的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遗属真诚谢罪。我们在此立誓,以史为鉴警示后人,永不犯同样的罪行。”

从侵华日军遗留档案到“东京审判”新进展

——再添侵华日军罪行新结果

据《吉林日报》报道,2014年初,吉林省档案馆发掘整理出一批侵华日军遗留档案,为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增添了最新证据。

1945年8月中旬,伪满洲国的“首都”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侵华日军在“关东宪兵司令部”院内,焚烧了大量日军侵华档案。上世纪50年代初,吉林省在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了这批埋在地下的日军档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对外公布。1982年,这批档案被正式移交给吉林省档案馆。这些劫后余生的侵华日军档案,很多已经变成残片,却仍然留存着侵略者血腥残暴的累累罪证。

侵华档案可以烧毁,侵略罪证永远销毁不了。吉林档案馆发掘的 “731”细菌部队档案,通过媒体报道备受受众关注。该档案显示:日军“特别移送”过数百名中国、苏联、朝鲜人供其进行人体实验,日军在中国占领区广泛建立细菌部队,细菌战成为其侵略扩张的重大战略之一。

对于同一重大事件来说,不同媒体、不同记者、不同历史时期,可从新发现、新揭秘中得出新的历史结论。当媒体披露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的新发现——法庭上被告方提出的证据和事发当时他们自己留下的日记等第一手文献大相径庭时,历史也无疑证明了当年东京审判中被告和辩护方做了大规模伪证。而当更多证据被媒体一一揭露后,受众得知,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在为南京大屠杀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辩护时,松井石根和被告方出庭作证的证人都声称:松井石根对受命攻打中国无可奈何,而且十分“痛心”。这些“证据”导致法庭否定了检方提出的松井石根39项罪名中的38项,而仅仅认定他在普通战争罪中对部属行为约束的“不作为”一项有罪。然而,松井石根的日记上却清楚地表明,他是开战之初日军高级将领中最积极的主战派,攻占中国南京就是由他最先提出、并亲自率军不断突破日军中央“制令线”的命令。

历史不容掩盖,很多受众在网络跟帖中表示,以史实说话。从日本右翼无法否认自己留下的文献中,不难看出日本右翼刻意掩盖、日本政要不愿承认历史真相的虚伪。

同样,首次由媒体公开的“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详细记述了日军强征劳工的犯罪事实。如其中的“关于宇都宫仁判决书”记载了宇都宫仁充任伪满义县副县长期间“由义县各村强征劳工3000名转送阜新煤矿从事挖煤”的犯罪事实。

从设立国家“公祭日”到历史“活证据”

——诸多铁证汇合成巨大精神力量

重大历史事件,总要涉及到许多人证、许多旧地的证明和许多事物的证据,在对重大事件再度开发报道时,除了盘点式的回顾外,可把笔墨放在追寻旧人、旧事、旧物、旧证上,给受众以启示,激发受众的认同感。

在央视的国家公祭日直播报道中,观众看到南京中华门城墙上,日军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每一块城砖都传递出一种追问——77年过去了,我们是否足以抵御外敌?应以怎样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而公祭仪式上揭幕的“国家公祭鼎”,从某种意义上回答了这些疑问。设计者之一、南京艺术学院教授邬烈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在国家公祭日上设置国家公祭鼎的意义有三:一是国家重器体现国家礼仪;二是铸鼎记事纪念国家公祭;三是铸鼎铭史强化历史记忆。

2014年,受众通过电视和网络,看到了建立在“万人坑”遗址上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听到了公祭仪式上拉响的警报。纪念馆已成为我们国家最为重要和最震撼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对外交流的重要场所。据报道,在这个纪念馆身后,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作为经历者与受害者,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是历史最有力的证据。肩负着传承历史重任的那些可敬的老人不得不强忍住心中悲怆,一遍遍向记者或在镜头前讲述那段灾难的经历,甚至无畏地与日本右翼对簿公堂。这些幸存者,都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据”。2014年7月,南京启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截至目前,已有270多个家庭,共计3100位死难者遗属进行了登记,遍布世界各地。最多的一户王高昌遇难家庭共登记了106名遗属。

从国家公祭日到活生生的人证物证和家族传承,媒体将灾难的历史,深深烙在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中。央视直播那天,85岁的幸存者周湘萍柱着拐杖参加了国家公祭日的公祭仪式。当听到青少年代表诵读《和平宣言》时,观众看到老人难抑悲愤,泪水奔流。她激动地面对镜头说:“国家为死难同胞举行公祭,对生者是一种警醒,对后代是一种铭记。”

据报道,一位坚持多年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求证的日本友人松冈环说,近20年来,她明显感觉到,中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越来越重视,祭奠的同时也是在向世界宣布,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民族复兴,世代梦想。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正如《和平宣言》中所言,南京大屠杀留给世人的诸多历史铁证,最终将汇合成巨大的精神力量,推动民族不断走向复兴。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时事部国内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