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04期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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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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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忠贞对党说
——怀念解放军报社老社长华楠

作者:孙晓青

有一位老共产党员,在刚刚度过94岁生日之际,亲笔致信所在党支部年轻的党小组长,交纳当月党费并汇报思想。

汇报信不长,内容主要是陈述近期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采访,谈了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如何阐述实事求是的情况,并对总政领导前来向他祝贺生日表示感谢。信中还谈到和一些耄耋老人共贺新春的情景,由此感叹:“联想我1950年调来总政,(至今)已65年,时间过得飞快,我的贡献少,与这段时间不相称。”

落款,是老人郑重的签名:华楠 2015.2.24

仅仅过了两天多,2月27日清晨,华楠同志在睡梦中阖然长逝。

噩耗传来,我突然意识到,又一位30多年前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新闻界前辈走了。那个年代依旧辉煌却已然远去。

(一)

1977年5月,我从遥远的西南边陲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上夜班,整版面,学习办报。当时,华楠是军报德高望重的老社长,他领导的军报刚刚从“四人帮”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上上下下澎湃着一股拨乱反正的激情,揭批“四人帮”的檄文不断推出,在全国影响很大,报纸发行量一度达到242万份。

正是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一场为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了。

事情起因于一篇社论。1977年2月7日,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有一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提法一出,引得思想理论界议论纷纷。4月10日,邓小平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重要思想。

当时,历尽磨难的罗瑞卿正在医院养病,华楠去看望他时,他详细询问了提出“两个凡是”的来龙去脉,明确表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完整的体系,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1978年3月,罗瑞卿读了《人民日报》刊登的短文《真理只有一个》,又对华楠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要求军报注意研究并宣传这一思想。

对于罗瑞卿的指示,华楠感同身受,非常赞同。他从1961年起担任军报总编辑,在十年动乱中吃尽苦头,“文革”初期就被打倒,经历了两次关押、多次批斗,后被下放农场监督劳动。1973年秋,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华楠被任命为解放军报社社长。江青一伙对此很不满意,污蔑这是一个复辟回潮的班子。1974年1月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批林批孔会议上,江青突然刁难华楠说:我向你提一个问题,巴黎公社是哪一年?华楠回答:1871年。见刁难不成,江青竟当场向周总理和叶剑英发难说:华楠这个社长是你们军委批准的,不是我们中央批准的!3月11日,张春桥、王洪文召集会议,给华楠为首的军报领导班子罗列了10多条莫须有的罪名,勒令军报从这一天起,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致使军报变相停刊达178天。

1974年8月,军委宣布成立解放军报社临时领导小组,华楠为组长,再度主持军报工作。会上,邓小平对华楠说:“你们要顶住!”1975年春,张春桥打着宣传学习理论的旗号,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老干部。对此,军报一顶二拖,不仅不刊登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反而在这年秋天大张旗鼓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突出宣传革命传统,大力弘扬红军精神,气得张春桥指责军报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

1976年1月7日晚,叶剑英副主席亲自打电话约见华楠,当面对他说:现在周总理的身体很不好,令人担心,你们要掌握好《解放军报》,以便稳定军队。你们对于“四人帮”的捣乱采取拖的办法,应付得好,对付他们要千方百计。又说:“不管情况多么复杂,真理必胜!”

正是出于“真理必胜”的信念,华楠领导的解放军报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旗帜鲜明地投身到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军报和《人民日报》一样,于次日全文转载。当时,这个问题很敏感,各种观点交锋激烈,反对力量不容低估。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批评“两个凡是”,肯定和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罗瑞卿当即让华楠据此组织文章,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军报的同志很快从中央党校约来一篇大文章。很多年后,华楠忆及当时的情景仍然动容:罗瑞卿看到稿样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亲自查阅毛主席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多篇文章,重温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让军报和作者商量,在修改时加上毛主席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为此,罗瑞卿前前后后给军报打过5次电话。直到文章发出,他要出国治病,临走前还对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推出这篇17000余字的长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时被视为对推动真理标准讨论深入开展的“火力支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发出通稿,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这年冬天,华楠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听了他批判“两个凡是”的发言,陈云同志当场给予肯定,称赞华楠是个“勇敢分子”。

(二)

进入新世纪,中央军委批准编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华楠传》的写作由军报老同志施善玉、吴纪学和军事科学院的马天保承担。我有幸参与其中,对这位老领导的历史有了更多了解。

华楠本姓孙,名宝楠,字仲华,1921年1月30日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今属乳山市)。由于家境殷实,华楠的少年时代并无衣食之忧,却因目睹国运衰败和家道中落而生出忧国忧民之心,在烟台读中学时便参与创立进步组织“旭光读书会”,1936年4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北平择校准备深造的华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背着家人奔赴延安。

在延安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奠定了华楠的政治信仰和人生走向。1938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半年后,随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纵队指挥部从延安出发,挺进山东。军旅生涯开始之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即:从原来的字“仲华”和名“宝楠”中各取一字而成“华楠”。

华楠属儒将,战争年代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宣传大队大队长、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政治协理员、团政治处主任、一一五师旅宣教科长、鲁中军区宣传部长、华东野战军师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随营学校政委、兵团宣传部部长等职;先后参加过鲁中反“扫荡”、鲁南、莱芜、孟良崮、泰安、沙土集、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战役。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创办一份指导全军工作的报纸,后因条件不成熟而改为先办机关刊物,即《八一杂志》。杂志由毛泽东题写刊名,军委成立了一个指导委员会,成员包括当时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1955年授衔时,这个27人的指导委员会中竟有6位元帅、3位大将、10位上将、4位中将和两位少将。以如此强大的阵容指导办刊,足见军委对通过刊物指导工作的重视程度。

战争年代在部队有过办报经历的华楠,被点将担任八一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4月,《八一杂志》在北京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朱德的发刊词。杂志开始不定期出版,读者对象为部队团以上干部,1958年10月改为半月刊,扩大发行到排级干部,设有《军事地理》《军事资料》《外军情况》《军事常识》《特种兵讲座》《志愿军通讯》《读者来信》《问题解答》等栏目,很受读者欢迎。

1960年12月,《八一杂志》与《解放军报》合并。华楠先是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兼主任办公室主任,一年后出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从此开始了同解放军报长达20年荣辱与共的命运。

由于经常参与军委、总部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华楠与高层领导接触较多,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善于将领导意图与部队实际结合起来,及时体现在报纸宣传中。在他的领导下,军报逐渐形成了注重导向、善抓典型、内容丰富、贴近基层的传统。仅1963年和1964年,军报推出的典型就有二三十个,包括雷锋、谢臣、郭兴福、孙乐义、欧阳海、吴兴春、夏北浩,以及南京路上好八连、钢铁运输班、风雪丫口排、硬骨头六连、神枪手四连、海上猛虎艇和霹雳大队等。直到今天,这些先进典型所张扬的价值取向,仍然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

1964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解放军报》提出表扬。罗瑞卿指示军报层楼更上,“从内容到形式做到‘短小精悍,丰富多彩’。”华楠一方面组织编辑记者到部队调研,征求读者意见,一方面发动全社同志出主意、想办法,还根据自己的体会概括了文章短下来的十大好处,要求编辑部大力改进文风,把报纸办得更加生动活泼。1964年7月7日,毛泽东欣然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为军报《思想战线》专版题写刊头,并于1965年2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解放军报社全体人员。

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华楠养成了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作风。他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夜班,亲自过问版面,并特别关注当日头版稿件及重要社论、评论、理论文章等。他特别珍惜时间,脑子时刻都在运转,每天上班路上,都会在汽车里把待办事项一件件想好,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晚上回到家,哪怕一家人已经围着饭桌坐好,他也要先打电话。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对我说:要是在汽车上安个电话就好了。我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人,当即笑道:“怎么可能?电话是有线的,除非安装一部电台。”谁知没过几年,我到深圳采访,第一次看到了那种叫做“大哥大”的通讯工具。

(三)

1980年1月,华楠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兼解放军报社社长,成为中共中央宣传口的领导成员,并相继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那段时间,正是全党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时期。作为全军思想战线的一线负责人,华楠分管的军队政治教育、新闻宣传、文化体育等工作,摊子大,头绪多,敏感度高,政策性强。面对复杂形势,他自觉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领各项工作,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倾向,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思想,保证部队官兵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推进现代化革命化正规化军队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5年春,华楠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专门回了一趟沂蒙山。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在那里打鬼子,和沂蒙人民甘苦与共,结下了深厚情谊。说来也巧,进村那天,村头一位大娘竟一眼认出了他:这不是华科长吗?那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有吹绿这片山野,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沂蒙人尚未脱贫。看到当年的小媳妇熬成老大娘而生活依旧贫困,华楠非常难受。当我问他此行最大的感受时,他神情凝重地说:“三个字,对不起!”

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敢于真诚地向应该得到而没有完全得到幸福的人们道一声“对不起”,就是一种了不起!也许,正是纠结于华楠心中的这种“对不起”,诠释了最后那份思想汇报的内涵:他身居高位,勤奋一生,却又总觉得自己贡献太少,愧对父老乡亲;他坚守信仰,保持晚节,希望用自己点点滴滴的行为传承党的作风,影响年轻一代。

总政宣传部李军局长告诉我,华楠在他们党小组生活了几十年,留下来的思想汇报足有上百封。华楠的秘书则透露了一个细节:首长每次交党费,总是让我把钱破开,说不能让党小组找钱,而且有新钱一定用新钱。我还听说,当年在总政宣传部当过华楠的党小组长的一位同志,后来成了军事博物馆的馆长,他退休后和华楠一样,逐月亲自缴纳党费,至今不辍。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在人生最后的30年,华楠一如既往地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汇报思想,按时交纳党费,正是他一丝不苟履行党员责任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