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08期报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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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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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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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方志敏的优良文风

作者:■伍旭东

众所周知,方志敏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曾经是个文学青年。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方志敏陆续在上海《民国日报》、南昌《新江西》杂志发表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其中小说《谋事》被选入上海小说研究社刊行的《1923年·小说年鉴》。同时被选入的还有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文学大家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方志敏的散文《清贫》《可爱的中国》分别入选中学语文教材,更是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当然,由于革命者身份和职责的要求,除文学作品外,方志敏留给后人更多的是报告、调查、演讲、布告、书信、回忆等文献性资料。细细品读,他的这些文字朴实清新、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绝无一般公文惯有的枯燥、晦涩之感,真正做到了“四实”——

感情真实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传世经典无一不是笔端含情之作。方志敏无疑是个感情极其丰富、细腻的革命者,对这一点,我们从他的散文《可爱的中国》能强烈地感受到。但除文学之外的其它文体里,能不能抒发感情呢?方志敏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

在方志敏留下的文献资料中,回忆文章占有相当比重,其中抒发情感的文字比比皆是。他的情感世界里,既有浓浓的爱,也有鲜明的憎。方志敏被俘后,国民党军法处官员天天找他“谈话”,进行威逼利诱,对此,方志敏怒火中烧:“吃人的国民党,你想我投降,呸!你是什么东西,一伙强盗!一伙卖国贼!一伙屠杀工农的刽子手!我是共产党员,我与你是势不两立,我要消灭你,岂能降你?我既被俘,杀了就是,投降,只证明你们愚笨的幻想而已!”

虽然读者没能亲眼目睹方志敏与敌人“舌战”的过程,但通过这段话,一个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立马在读者面前鲜活地站立起来。

内容翔实

按现代传播学观点,书报属平面媒体,主要靠视觉进行信息传播。文字越具体、越翔实,内容就越生动、越真实,也越感人。

方志敏从小生活在江西农村,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了解。他在自传中写家乡村庄时,通过对村后的矮山、茂盛的树林、遍野的花果、明净的鱼塘、泛波的绿苗、弯曲的小河、唱歌的小鸟、洗衣的妇女、戴笠的农民等景物和人物的描写,为读者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风景画。

方志敏不仅善于写景,还善于写人。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时,俘虏了白军一个营长。他用白描的手法,给这个营长“画像”:“营长是个胖子,面色白皙,一望就知道不是军人出身,而是个有钱的少爷。一问,果然不错,他是一个少爷,家里很有钱,因羡慕挂横皮带的荣耀,用了3000大洋,才买到这个营长来当,他没有打过仗,听到枪响,就往柴窝里躲,所以被俘。他那种哀求饶死的情形,的确又是可怜,又是可笑。”

在《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一文中,方志敏叙述了一个引发“横峰暴动”的“偶然事件”:有一天,国民党县衙一个收煤捐的委员,神气十足地到一个小煤厂来收捐。煤厂工人蓝长金,对收捐委员的做派实在看不下,带领工友抗捐,双方由此发生冲突。方志敏这样写道:“委员是个斯文人,官架虽大,力量很小,哪里经得住蓝的猛力一推,早已两脚朝天,滚倒在地上。委员毕竟是官场中人,善识风头,看到今天势风不对,再不知机,必定还要吃大亏。就很快翻身从地上爬起来,急向外跑。一面跑,一面喊:‘你们抗捐不交,还要殴打委员,看!明日派兵来捉你们这些狗’!”

通过这段描述可以看出,方志敏一定是熟读《水浒传》,因为我们从中能读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的韵味来。

除了写文章注意翔实具体,方志敏讲话也喜欢给听众呈现“画面感”。

1927年2月,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作为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方志敏,会议期间作了《会务总报告》。在讲到江西农民生活状况时,他举了个例子:“有些农民穷得油都没得吃。弄菜的时候,用一块猪油到锅里涂一涂。一块小小的猪油,少可弄十几碗菜。”谈到佃农受地主欺压的情形时,他讲了个细节:“有些地方交租时,还要请地主吃酒……要弄抽去了骨头的鱼给地主吃,吃得不好,还要受骂,骂了还不敢做声。”

语言朴实

写文章、搞演讲,是给别人看、别人听的。如果别人看不懂、听不懂,那做的就是无用功。方志敏深谙此理。更何况自己身边都是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的农民,他尤其注意把握语言的分寸,尽量说群众听得懂的大白话。

1933年初,苏区发起“识字运动”,时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亲自给苏维埃《文化导报》撰写社论:《坚决与不求识字的文盲斗争!》。一般写这类文章,很容易高高在上,对读者颐指气使。但方志敏一开篇就像同老乡拉家常:“在革命前我们工农劳苦群众是没有读书的机会的,一天忙到晚,饭都弄不到吃,哪还能够读书呢?只有那帮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方才有钱进学校读书……他们把自己看得至高无比,把我们被剥削无钱读书的工农看得一钱不值,常骂我们是‘粗人’‘乡下佬’‘蠢家伙’,看到我们总是似睬不睬,似理不理的样子。在今天我们想起那帮吸血鬼,藐视我们工农的傲慢态度,的确令我们五火生烟的气愤。”

引起读者的感情共鸣后,方志敏转入正题:“现在好了!用我们团结的力量,把那帮吸血鬼打翻在地,推翻了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我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这个世界已经是我们的了……在这个时候,努力识字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政治水平,这不但可能,而且是必须了。”

在论述识字的重要性时,方志敏没有搞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而是采取“反证法”:“不识字的,不能读书和看报,减少求知的机会;不能记账,一定会弄错了收入与支出;不能看苏维埃的法令和文件,工作一定会发生错误。总而言之,不识字的,是个文字上的瞎子——即文盲,事事都要落人后做尾巴,不识字是一个人最吃亏而又最可耻的一件事。”

方志敏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时,曾给农协机关刊物《锄头》写过一篇发刊词。就像这把“锄头”一样,发刊词散发着浓浓的泥土味——碰着一身透湿,让风雨去淋头,不管一身的大汗,让太阳去煎晒。总之,不管肚饥身寒,我们只知道低头成天弄我们的锄头!因此,人们老是看不起我们这些粗莽的锄头!十几年来,军阀的猖狂,帝国主义的横暴,以至于为民众牺牲的烈士,头颅的空抛,鲜血的柱流,而今日仍是这样恶毒的世界。归根结底,还是不曾注意到我们的锄头!

令人叹服的是,短短百余字,方志敏就把“锄头”跟革命事业的成败,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态度诚实

这里所说的诚实,是指既不居高临下,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或听众,也不虚情假意,盲目迎合读者或听众,更不夸大其词,有意蒙骗读者,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1934年8月,国民党准备采取堡垒战术,对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部分苏区群众害怕敌人的钢炮、堡垒,加上受敌人的欺骗宣传,跑到白区去了,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此,方志敏在边区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逃跑只是死路一条》的演说。他没有责备逃跑的群众,而是通过部分返回苏区的群众现身说法,“把这些逃跑出去的群众在白区吃亏吃苦的事列数些出来,”从而得出结论:“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苏区群众向白区逃跑,正是往死路上跑,说明‘逃跑只是死路一条’的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事。”

为帮助群众坚定必胜的信心,方志敏没有讲更多大道理,只是同群众一道,分析了敌人的“围剿”必定会失败的7条理由,由此鼓励群众:“不要怕堡垒,都要有打破敌人堡垒的决心,坚决地持久地与敌人作战,那敌人的堡垒一定要被我们全部摧毁的。”

方志敏的诚实不仅体现在对群众的真挚情感,更体现在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1934年3月,方志敏在《关于白区乡村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列举了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的种种表现:“对训练工作,只是随便开一个会,随便说几句就算了,不详细告诉工作方法,不进行具体的帮助,只命令他们去做工作,如果没有做好,就站旁边责骂,说‘不听指挥’。对于上级党组织,则敷衍塞责,甚至搞空报告……有部分同志因为上级党组织不能经常来检查督促工作,就躲在一边,游戏闲玩,甚至整天睡觉。如有一个区委躲在一边睡了一个月的觉没有出来工作,还有一个区委,上午9点出外宣传一下,下午3点就转回机关。”对诸如此类的现象,方志敏深恶痛绝,拍案而起,他大声斥问:“我们能够允许它一刻存在吗?”

1930年6月,方志敏代表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和党中央起草报告,其中专门汇报了信江红军在3年间进行的28场大小战斗。他既讲“过五关”,也讲“走麦城”,报告中不时出现“我们以指挥得不好,损失数名竟败退”;“不知道散开前进,退却亦无掩护,所以此次牺牲特别大”;“匪军上刺刀杀出来,我们军队无刺刀,又未经过肉搏之战,竟全线退却”;“我军因排长胆怯,不去占领好的阵地,以致被敌人少数部队冲上来,失去阵地,因此败退,是役死伤十余人”等反思和检讨性的文字,字里行间透着“诚实”。

而正是通过方志敏留下的这些文字,让后人相信了那段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火箭兵报社原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