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09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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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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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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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抗战

作者:■阚延华 付津

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受到西方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作为当时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美英等媒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诠释,从舆论道义上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派驻新闻记者和机构,促使世界全面了解中国抗战

20世纪30年代中期,多年觊觎中国的日本终于按捺不住了。在战云的笼罩下,西方媒体派出一大批记者来到中国,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建立新闻中心,向世界报道中国。据当时国民政府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统计的数据,从1937年底至1941年2月,仅在武汉、重庆接待的西方记者就有168人,其中美国媒体记者占到了77人。这些记者来自诸多著名新闻机构,如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北美联合通讯社、《纽约时报》《芝加哥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场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更多的国际新闻机构及工作人员进驻重庆。世界各大通讯社、广播公司、报纸杂志都在重庆设有驻站机构,主要有:美国美联社和合众社、德国海通社和德新社、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以及苏联塔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英国广播公司;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美国《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和《读者文摘》等。至1942年初,重庆约有西方媒体机构23家。实际上,当时的重庆已成为西方媒体采访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最重要新闻来源。

这些西方媒体向世界各国报道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使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始终保持着对中国战局的关注度。尤其是美国媒体,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他们逐渐改变了抗战初期的“中立”,开始关注是否有利于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共同利益。他们的关注也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公众的高度重视,一定程度影响着国际舆论。

二、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博得世界同情中国抗战

日本在早期发动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国际上大造舆论,为自己暴行狡辩,曾经一度迷惑过世界舆论。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战火的扩大,在华的许多西方媒体记者亲眼目睹了中国国土横遭日本铁蹄践踏,成千上万的中国百姓在日军枪炮下丧生的情景,他们开始以悲愤的心情在媒体上揭露日军的暴行,向国际社会控诉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的种种惨状,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937年12月,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为了掩盖暴行,日军严密封锁消息,同时焚尸灭迹,企图消灭罪证。这期间,西方媒体在揭露日军暴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2月15日,英国《每日邮报》和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以“地狱的四天”为标题同时披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消息,这是来自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最早报道。报道称,“汽车不得不从堆积了5英尺厚的尸骸上通过…沿岸附近的城墙前被处决的一伙中国人,有300人,那里已经堆了没膝盖高的尸体。”随后,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读者文摘》、英国《每日电讯报》等对日军暴行都作了连续报道。美国《旧金山时报》更是以《南京大屠杀》为题做了专题报道。西方媒体对日军野蛮暴行的揭露令世界震惊,并引发了国际谴责。

此外,西方媒体还对敌占区中国百姓的惨状进行了报道。1940年至1941年,日军在占领区实施了“三光政策”,晋绥地区的许多村庄都被付之一炬。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写道,“在这一地区走了几百英里见不到一个未被烧毁的村庄”,“晋西北人民惨遭屠杀,再加上逃亡,男劳动力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富裕的文化城汾阳,以及密集在他周围的人口众多的村庄中成千上万的人被逮捕,其中有上千人被杀害。”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以悲愤的笔触、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次次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既震撼了世界,也留下了可贵的历史铁证。

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在国际舆论导向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美国当时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媒体报道的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同情在不断增加,从抗战初期的受访者中有43%的人同情中国到1937年10月的59%,再到1939年6月的74%。同时,表示愿意援助中国的人数也在明显增加。

三、赞扬中国军民英勇事迹,争取世界支持中国抗战

随着中国抗战的持续,西方媒体积极参与到了对中国战场的正面宣传之中,他们赞扬中国军民的英勇事迹,有力地提振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为引起国际舆论对中国战场的重视、争取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

整个抗战期间,西方媒体采写了大量中国正面战场的报道。当时有不少西方媒体记者冒着炮火在平汉、津浦和陇海3条铁路线附近的战场上采访,尤其以合众社最为突出。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仅合众社刊发的电讯就占西方媒体总刊发数的20%,这些电讯大都赞扬中国军人在正面战场与日本侵略军作殊死斗争的英勇精神。同时,西方的报刊也及时报道战地新闻,赞扬为民族生存而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如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淞沪会战时,称赞中国军人的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并评论说,“上海之战在军事上无益可言,在政治意义上,这是战争的最大示威之一。此战使西洋的最悲观的中国通也为之吃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报道中热情讴歌中国军队29军广大官兵顽强抗击日军进攻的壮举。在他眼中,中国军人所表现出来的“平静的勇气”和“完全不顾命的精神”增强了全国的抵抗意志。西方媒体对抗日正面战场的宣传,树立了中国军人殊死斗争的英勇形象,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信心。

抗战中后期,随着敌后战场地位的凸显,西方媒体开始逐渐关注中国抗日敌后战场,大量记者深入抗日敌后根据地进行采访和报道。一方面,西方媒体客观报道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向世界展示八路军、新四军的良好形象。1938年7月,瑞士《新苏黎世报》刊发了摄影记者沃特·博斯哈德的特稿,并在编者按中指出,“延安是中国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本报记者有幸作为第一位赴延安考察的欧洲记者,与一位美国同行共同报道了这次考察”。接下来《新苏黎世报》连续刊发了8篇有关报道。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报道,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家拉奇曼指出,“《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全世界刻画了共产党的重要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这对于本世纪30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个强有力的鼓舞。”另一方面,西方媒体详细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肯定敌后抗日力量的重要性。1944年6月,西方媒体发起的“延安考察记者团”抵达延安,他们争相把在陕北的所见所闻发回国内媒体。12日,记者福尔曼发给伦敦《泰晤士报》的电文中详细报道了毛泽东关于坚持国共合作抗日,批评国民党不民主,欢迎开辟第二战场的讲话。2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悉尼《晨报》则详细报道了叶剑英关于7年来中共军队战绩的报告。斯坦因还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指出,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不过却与45. 9%的在华日军以及约近80万中90%的伪军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这些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许多西方媒体和记者在实地考察后,对在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曾说,“世界上任何军队,如要对抗苏醒中的中国的全部力量,必遭失败。”

纵览西方媒体对中国抗战的报道和影响,我们还必须看到,西方媒体的“客观公正”往往都是以本国的利益为前提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金农曾指出,抗日战争期间西方媒体的新闻不可避免地是有选择的,他们的新闻是既非常符合美国政策利益,又与美国国内舆论相一致的一套关于中国的事实报道。尽管如此,客观上,抗日战争时期西方媒体对中国战场的报道加深了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认知,维护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充分证明: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分别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