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10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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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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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我党我军的对外宣传

作者:■余琦 陈淑文

抗日战争时期不仅是我党我军力量的壮大期,也是我党我军对外宣传的滥觞期。尽管当时困难重重,但我党我军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和政治优势,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努力营造有利于抗战胜利的舆论氛围。

一、请进来,展示我党我军形象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在阻止中外媒体记者进入苏区了解情况的同时,还利用其控制的新闻宣传工具极力丑化我党我军形象。长征后,中央在陕北落脚,决定邀请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向外界报道苏区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以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考察。经宋庆龄介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生乔治·海德姆通过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出北平经西安,冲破重重封锁,于1936年7月踏上了苏区的土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和红军领导人多次会见斯诺,向他详细介绍中共和红军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目前的对内对外政策。斯诺在陕北采访4个月返回北平后,连续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时代》《生活》《美亚》《星期六晚邮报》等报刊发表文字或图片报道,不久后汇编成书,以《红星照耀中国》为书名(中文版书名为《西行漫记》)出版。

1937年,继斯诺之后,十多位西方国家的记者、学者及个别军方人员前住陕北和华北采访。我党我军领导人坦诚地向他们介绍各方面情况,提供丰富的新闻和研究资料。这些外国记者通过大量直接采访和真实报道,不仅使我党我军的正面形象得到强化,使国内外民众认识到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有吸引力的革命者”,而且开始影响到外国决策层。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3月16日至4月3日《新中华报》刊发《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和史沫特莱的谈话》。毛泽东还把谈话记录带给斯诺,请他广为传播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若干新步骤。5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呼吁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

抗战中期,国民党重新加紧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同时开动宣传机器歪曲我党我军的形象。1944年2月,蒋介石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批准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6月,我党我军领导人接见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为他们分析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情况,向他们说明国共关系的现状。毛泽东还根据每个记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个别交谈。他向美国记者斯坦因阐述了中共的外交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美而对苏联抱有敌意的政策,主张中国与美、苏都保持友谊关系。他还说了一句深深打动斯坦因的话:“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成员,面对连珠炮式的提问,毛泽东亲任发言人,明确阐述中共实行民主,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主张。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会见时,详细介绍了中共领导敌后战场抗日斗争的各方面情况,用数字说话:“如果把全部敌军及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担负抗击的,占敌伪军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或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担负仅占16%,即不足六分之一。”他提供的大量详实数字,以铁的事实澄清了真相,使这些记者受到巨大震撼。他们根据亲身经历纷纷向世界介绍我党我军的真实情况,写了不少描述抗日根据地情况的生动报道,特别是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和斯坦因写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走出去,扩大我党我军影响

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向她详细介绍中共的抗战主张。1938年6月前后,周恩来多次会见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贝特兰等外国记者和作家,感谢他们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并与他们建立起友好关系。1939年1月,周恩来对路透社记者谈话,指出汪精卫对日本的媾和行动既不会破坏中国的内部团结,也不会损害中国的抗战力量。1941年1月,周恩来致函斯特朗,建议她发表她所知道的有关皖南事变的情况,并附上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斯特朗随即在纽约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

这个时期,周恩来已开始着手培养中共自己的新闻发言人,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在他的带领下逐渐锻炼以严密的逻辑和机智的发言为中共“发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龚澎发现了一直支持中国抗战的英国大使卡尔爵士对国民党政府有所不满,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向卡尔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根据王炳南的妻子王安娜的回忆,卡尔大使随即向国内作报告,英国政府因此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和今日的女性新闻发言人一样,龚澎独特的女性魅力很得当时的外国记者们赞赏,有些记者主动帮她传递中共的消息。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原长江局)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重庆出版,1947年2月28日因国民党勒令停刊,历时9年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和为抗日战争乃至全国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的一张党报。

三、舆论战,夺取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和《解放日报》撰写新闻和社论的同时,还以“中共中央发言人”“新华社记者”等名义发表谈话和评论,这些军事信息和时局看法大多发表于重要的历史时刻,成为领导、组织舆论宣传战的核心手段,有力地配合了我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攻心为上,削弱日军斗志。抗战中,我军转入敌后分散游击战,在开展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对日军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是散发宣传品,制作标语、传单等,深入日军阵地散发,或张贴到电线杆上,或利用河水漂浮到日军据点附近。二是围堡喊话,如冀鲁豫部队包围日军碉堡并向日军喊话、演奏日本歌曲等,使日军乡愁旧感涌上心来,战斗意志日渐消沉。三是送慰问袋,针对日军官兵在其传统节日的思念家乡心理,为其送去装有樱花、扑克、棋子及核桃、枣、栗子等物品的特制慰问袋,其间夹带宣传品。四是邮递信件,通过参加“日本人反战同盟”的原日军官兵写反战信件,寄给日军。经过深入细致的政治宣传,日军怠战、厌战和反战的情绪四处蔓延,战斗力大为削弱。

戳穿诱降阴谋,督促坚持抗战。1937年,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声明,鼓吹日中和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分化国共合作,诱降国民党政府,配合其军事进攻。为了戳穿日本的险恶用心,我党我军领导人多次公开发表讲话,详细分析近卫讲话的背景,指出近卫声明的险恶目的,并指出,从长远来看,由于日本战线绵长兵力分散,资源消耗严重,而中国地大物博,战争潜力雄厚,只要国共团结抗日,就必然会赢得抗战的胜利。这些讲话经过报刊、电台的宣传,有力地戳穿了日本当局的阴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中的亲日派,迫使国民党坚持抗战政策,也使全国民众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揭露反共行为,挽救统一战线。 1943年5月,蒋介石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密令胡宗南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除做出军事上的安排外,还指导根据地报纸展开宣传反击战。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称“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7月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等,呼吁国共团结抗战。7月8日,《解放日报》一版显要位置刊登朱德的这两个电文,并开始连续不断地猛烈抨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毛泽东指示各地响应延安宣传,动员当地舆论,造成压倒反动气焰的热潮,援助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斗争。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做出军事上的安排并告知:“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毛泽东还亲自撰文发表于《解放日报》,如《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等,披露军事信息,驳斥敌方言论。这些宣传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他们纷纷质问国民党;英美苏各大使警告蒋介石如发动内战则停止援助。蒋介石眼看阴谋败露,延安有了防范和准备,又怕引起英美等同盟国的不满,只好命令胡宗南休兵。

(作者分别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