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11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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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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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作者:■贾永

战地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在战场上报道战斗实况、记录战争进程的记者。其先决条件是:他们必须是置身战场,进行采访报道。

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战地记者是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因为修氏撰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记录了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也有人觉得,中国最早的战地记者是司马迁,理由是他《史记》一书充满了关于战争的记载。我个人认为,这两个人均不算是战地记者——在他们所处时代,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新闻传播。

世界上第一个战地记者,通常被认为是随军报道1853年至1856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克里米亚战争而闻名的英国《泰晤士报》的威廉·拉塞尔。这场在土耳其、英国、法国以及撒丁王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的战争,最终以沙俄失败告终。

中国人创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历史相对较短,最先报道武昌起义的胡石庵,算是中国的第一个战地记者。武昌起义之后,胡石庵创办《大汉报》,一人承担采访、撰稿、校印、发行。有文记载,胡“白天上前线采访,夜间为文纪事,平明出版,军民争以先睹为快。”当时的《大汉报》发行了两万份,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大公报》出了两位

著名战地记者

二战时期,欧洲战场上涌现出了一位著名的中国战地记者——《大公报》驻英国记者肖乾。二战爆发时,肖乾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后来他作为《大公报》驻英记者,跟随盟军行动,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和战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1999年肖乾去世前,曾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次大战》一书。另一位与《大公报》有着密切联系的著名的战地记者,是范长江。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就是为《大公报》撰写的系列报道。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长征的记者。与肖乾一样,范长江的经历同样非同寻常:19岁参加南昌起义;1937年11月8日,在抗击日本入侵的炮火硝烟中,范长江与胡愈之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学会”,也就是中国记协的前身。这一天,成了今天的中国记者节。

战地记者,勇敢者

的职业

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战地记者,应该算是有着“大兵记者”之称的美国记者厄尼·派尔。当时,法国巴黎有个小酒馆,那是战地记者们的聚集之地。在那里,号称亲自参加了多次战斗、第一个驾吉普车冲进巴黎的海明威经常是记者中的焦点。但是,每当派尔走进酒馆,海明威便黯然失色。派尔最为关注的是那些冲锋战斗在第一线的普通士兵,他的战地报道被300多家报纸同时转载,被誉为“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1945年4月18日,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派尔在琉球群岛的对日作战中不幸牺牲。他的死,引发了美国人仅次于对罗斯福总统逝世时的悲痛。

新华社创下牺牲

记者人数之最

中国涌现的战地记者最多的新闻机构,是诞生于硝烟弥漫战场的新华社。

1930年12月,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全歼国民党第18师两个旅和一个师部,活捉敌师长,也就是毛泽东诗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提到的张辉瓒。在那场战斗中,红军缴获了一部无线电台。当时的红军战士不懂电台的用处,把电台的发报机砸坏了,一部电台只剩下了半部。情况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命令:今后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装备和器材,对不懂的东西不能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第二年,红军在追歼国民党第54师的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此后,“一部半”电台不仅被红军用以作战,还成了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创建时的主要设备。

从1931年诞生至新中国成立,新华社经历了整整18年的残酷战斗历程,仅是这段岁月,新华社就牺牲了139名烈士。在中外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连续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战争岁月,也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空内,献出这么多宝贵的生命。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主力红军长征,瞿秋白被留在苏区。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与瞿秋白一样被留下来的人为“死亡军团”,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是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猖狂围攻。就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作为红中社最后一任负责人的瞿秋白,领导留下来的红中社人员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4个月,直到1935年2月,他在突围途中被俘。4个月后的一个清晨,在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下,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早年翻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走到一处草坪盘腿坐下,笑着向刽子手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瞿秋白被捕后,蒋介石曾派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宋希濂来劝降。瞿秋白留下了一段很经典的话:“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1941年冬,新华社山东分社创始人郁永言在日军对沂蒙山根据地的扫荡中壮烈牺牲,战友们发现他的遗体时,旁边还有他带着血迹的采访本。山东分社电台台长叶丰川,拉响手榴弹和扫荡的日伪军同归于尽。第二年,在日军对太行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中,新华社牺牲了40多人。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战地记者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新华社与《解放日报》合并。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新华社不仅在每个野战军拥有总分社,而且在每个兵团、每个纵队也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朱穆之、穆欣、杨朔、周而复、刘白羽、华山、穆青、安岗......这些后来在文学和新闻领域卓有建树的大家,全部有着当时担任新华社战地记者的经历,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诞生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最初主力。

毛泽东的战地新闻

吓退敌军十万

各国政要中,很多有着战地记者的经历。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多次作为记者参加战争。当然,他的战地记者的经历,也为他日后的从政之路奠定了基础。再比如克林顿时期担任过美国副总统的戈尔,也曾在1971年作为战地记者前往越南战场。克林顿竞选时,因为曾经的逃兵役经历遭人诟病。有人说他选择有着战地记者经历的戈尔作为竞选伙伴,就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这一“短板”。

作为领袖撰写战地新闻,影响最大的当属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和军事评论。比如,《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等等。

毛泽东对舆论战炉火纯青的运用,至今都是研究者的课题。1948年10月,党中央得到紧急情报,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部队企图用10万大军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时,留守西柏坡的兵力只有千余人,石家庄周围也不足万人兵力,而且多是地方部队。敌人包括骑兵在内的快速部队到达石家庄只需两天,但我军收拢部队最快也需要4至5天。危急关头,毛泽东一连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了4篇新闻稿,揭露敌人的偷袭阴谋。这4篇报道是:《蒋傅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蒋傅军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这些报道不仅凝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而且对敌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担负指挥偷袭任务的国民党第94军军长郑挺锋报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对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即石家庄)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傅作义大为吃惊,自知取胜无望,只好撤回部队,偷袭阴谋彻底破产。毛泽东导演的这一幕“空城计”,成为舆论战的经典范例。

正是因为深知舆论对于战争的重要,此前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毛泽东身边只带着两支精干的队伍:一支是由作战人员组成的“枪杆子”队伍,另一支就是由范长江率领的“笔杆子”队伍,代号为“4大队”。毛泽东后来谈到,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未来的战地记者,

三项基础不会变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新闻传播手段与战争形态一样,都已经步入信息化。记者,历来就是先进技术的最先使用者,未来的战地记者,就像一个智能化士兵,自身就是一个新闻发布机构。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发展,不管记者的装备如何更新,战地记者的三项基础要素不应变、也不会变。

第一,无畏的精神不会变。只有拥有了这样的精神,才能直面死亡、敢于牺牲,也才能从危险的战场上获取新闻。远离第一现场的人,永远成不了战地记者。第二,坚韧的意志和强壮的体魄。有了坚强的意志,才能百折不挠;有了强壮的体魄,才能应对艰险。记者是书生,但战地记者不能是文弱的书生。第三,永远心怀博大的以人为本情怀。一个正义的记者,必须是热爱和平、心系和平、向往和平的记者。这就意味着,不能因为自己靠近战场,就去肆意渲染战争;不能因为深入了战场,而去赞美杀戮。一个负责任的战地记者,他的笔、他的镜头、他的键盘永远属于正义与和平。

(作者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