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5年第11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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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值班 朱金平

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国外发行代号 M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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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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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的女记者

作者:■李建昆 颜士强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作为新闻后学,我们不仅要赞颂那些浴血奋战的民族英烈,也要铭记那些冒着枪林弹雨报道抗战进程的新闻记者,特别是那些和男记者并肩奋战的女记者,她们冒着生命危险记录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在中国抗战史和新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薇:“斯诺式”的女国际新闻战士

黄薇,原名:黄维英,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她是第一位奔赴徐州前线采访的华侨女记者,也是第一位到延安采访并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女报人。

1912年,黄薇出生于福建龙岩县赤水桥村的一户翰林世家。从青少年时代就向往光明的她毅然踏上求学之路,厦门集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1934年考入东京明治大学留学,1936年间,参加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留日妇女会,并当选为该会领导。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薇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回到祖国,投身到火热的抗战斗争中,活跃于泰山、运河一线。日寇在台儿庄战败后,疯狂向徐州进军,作为武汉记者团中唯一的女记者,黄薇积极到一线阵地采访。“为了行动方便,也为了在前线不被人一眼看出我是一个女性,我把头发剪短,把衣裙换上军装,变成了一个‘小兵’。”黄薇在回忆录中讲道。1938年5月,日寇将徐州重重包围,危急时刻黄薇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继续留在前沿阵地采访新闻,但日军后援部队不断加强,国民党军队被迫后撤。在撤出徐州的路上,黄薇经常与战士交流,并以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发现三种现象:一是,一般士兵都很了解保国卫民的责任;二是,民众缺乏组织,对民众的宣传不够,以致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好;三是,人民生活太苦,卫民首先要教育和组织民众,使他们明了国民的责任,不至为敌人所利用。这些现象被各报记者同行一致认同,成为战前、后方采访特别关注的要点。

同年,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黄薇以记者身份到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在看到根据地浓郁的革命氛围后黄薇要求留下学习,而毛主席建议她继续做一名记者:“当记者也是学习,作为一个华侨记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向海外侨胞作宣传报道,使他们了解祖国的情况,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这也是为祖国抗战作出的贡献。最近,陕甘宁边区各界,要组织一个参观访问团,到晋察冀边区去,你们几位可同他们一起去,看看敌人后方的抗日。”正是毛主席的这番话给予黄薇巨大的鼓舞。

遵照毛主席的意见,黄薇走上敌后抗战报道的采访之路。在太行山时,黄薇遇到了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左权,她在采访中写道:“左参谋长是八路军总部中最忙碌的人······由于过度操劳,显得有些消瘦。”1939年2月到8月,她先后采访了八路军著名将领聂荣臻、贺龙、萧克以及外国友人白求恩,模范县长吕尊周等人,以亲身见闻撰写百余篇敌后通讯,在《星洲日报》和《星洲晚报》等报刊上连载,深度报道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民众奋起反击侵略者的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巨大反响。

194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揭露其真相,黄薇巧妙地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冒着生命危险访问了叶剑英和冯玉祥,及时地把周总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传播海外。一次,黄薇悄悄来到“冯公馆”,冯玉祥建议说:“他们正在筹划杀害你,出去很危险,你就住在这里,他们不敢到我的公馆来抓人。”而思想上早有准备、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黄薇回答道:“冯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在这种时候躲藏起来,我要战斗,准备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牺牲一切!”冯玉祥见她心意已决,知道很难说服她,握着她的手再三叮嘱:“千万小心!”。

不少革命前辈和爱国华侨在回忆中提到:“当年就是读了黄薇的那些文章而回国参战的。”这是多么有力的褒奖,在黄薇抗战题材的通讯结成集子出版时,萧克将军这样题词: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

彭子冈:抗战时期新闻界“四大名旦”之首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这位被誉为《大公报》风云人物的女记者,十来岁便提笔写作,中学时受到叶圣陶先生的赏识,从成长到成熟,一路笔耕不辍。抗战爆发后她转战武汉,进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从此掀开了她战地采访报道的生涯。

彭子冈的战地新闻作品笔风可谓泼辣、尖锐,一面讴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一面控诉日本侵略者毫无人性的滔天罪行,如《皖北游击》《难民在端午》《陪都琐闻》等,并于1938年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地下党员。

在敌后革命根据地采访的历程中,彭子冈与丈夫徐盈推着自行车,足迹遍布赣州、瑞金、宁都等地,将敌后根据地真正的平常百姓生活、真实的中国农村向外界一一介绍,刊登出的关于农村妇女的写实报道引起极大反响,如《巨变中的江西农村妇女》《一个女人的忧怨》等。

1936年11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因从事民族救亡活动在上海被捕,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史称“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彭子冈冲破敌人重重阻挠,冒着生命危险化名“小梅”,以史良堂妹的身份前往监狱探监,看守监狱的日伪军对其进行严密的盘查,稍有疏忽就会有生命危险。经过多个关口的严查细问,彭子冈终于见到史良,并在有限的会见时间里,把史良慷慨激昂的言词一一记录下来,回去后整理成《堂姐史良会见记》,一经刊发,迅即引起社会各界对“七君子”的认识和关注,为后续的营救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1945年8月,彭子冈亲历“重庆谈判”,用俊逸、细腻的手法撰写了一篇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章倾注大量情感,极富感染力,文中写道:“‘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这一系列细节描写,将人物形象推向极致。

抗战八年来,彭子冈一直奋战在新闻一线,在她笔下撰写成文的有深藏敌后的游击司令;有东北地区坚持抗战的英雄;有自愿申请到前线打仗的青年;也有敌后宣传鼓动、组织救护的有志人士。不论男女老幼、行当职业,只要是为民族抗战出力的人,在她笔下都是民族的功臣。

戈焰:跃动于诗歌曲调上的女作家

戈焰,原名:郭丽君。1938年,年仅15岁的戈焰便离开了重庆涪陵老家,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大潮之中,并于翌年由延安中央组织部培训班毕业,奔赴敌后晋察冀边区,踏上了抗战宣传的道路。

1943年春,于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结业后,戈焰被分配到晋察冀通讯社,安排到抗战东线的易县、满城、徐水一带作宣传斗争。戈焰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挺进敌后的途中,边演出边与敌人周旋,所经之地大受军民欢迎。在反“扫荡”中,一次演出临近收场时,游击队员报告有敌情,还未来得及撤离,游击队已在不远处与敌人发生激烈交火,一位作曲家为了救一位前线打仗的战友的孩子,不幸牺牲。戈焰将这一亲历用诗歌的形式报道出来,以动人的战斗风采和生活画面激励抗战军民同仇敌忾、痛击敌寇。

为了尽快“入乡随俗”,熟悉当地情况,她一边模仿当地姑娘装扮,一边学习纺织、地方语言、盘腿等;为了应对汉奸及日寇的突袭,她苦练巡逻、放哨、射击等技能,一手执笔,一手持枪,成为当地民兵队伍一员。1943年7月,日寇攻打满城,战斗中,戈焰与民兵先是将妇女、儿童及老人转移到安全地带,然后转身投入到前线阵地采访,冒着枪林弹雨将游击小组灵活抗击日寇的战斗过程撰写成题为《满城一个游击小组》的文章,刊登于《晋察冀日报》上。

1945年7月28日,解放张家口战役打响,戈焰第一时间赶赴张家口铁路局,采访日寇溃败撤退时的丑态,她在本上写道:“日本人最初来张家口时每人最多只有一个小提箱,可是撤退的时候,每人至少带三五件大行李。为了争取逃离时间和节约火车厢的空隙装人,好多行李被从车上扔下来。有的人上车走了,行李还在月台上。也有行李上了车,人却挤不上去的。火车站里呼爹喊娘、哭啼叫骂,什么丑态都有。日本人强迫司机开足马力逃奔,挤不上车的人,有的追着火车跑,有的转身往飞机场跑。”在前线采访到详实的信息后,戈焰回到报社思量许久,写下《总有这么一天》的精彩报道,在抗战区引起强烈反响。

(作者单位:新疆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