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3期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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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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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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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傲骨经风雨
——缅怀军报老社长华楠

作者:■施善玉

在《解放军报》创刊60周年之际,军报的同志十分怀念一位历经94年人生岁月、80年革命生涯,担任20年军报领导人的华楠老前辈。

三年前,我参与了《华楠传》的写作,对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风范铭刻在心。老报人写诗曰:华老一身傲骨经风雨,两袖清风为人师,“三起三落”主义真……

十年“文革”三起三落无怨无悔

1961年12月至1966年6月,为华楠第一次起落。

1961年秋,华楠担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事后他对我说:在军报当领导,同部队不一样,那是在风口浪尖游泳,不知哪一天要犯错误。

果不其然。华楠到任开始一段时间,还算顺风顺水。后来不知从哪个“防空洞”里传来一股阴风:说是林彪讲,华楠这个人不可靠。华楠想,这并非空穴来风。罗瑞卿与林彪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发生分岐,华楠往往无意中触犯了林彪。比如,1963年末,全军开展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主管军事训练的叶帅和罗瑞卿向部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总理在部队观看了军事技能表演后,毛主席向全军发出了要普及“尖子”的号召。而那时,林彪在养病,无功可表,无政治资本可捞。他就伙同其夫人叶群到部队搞所谓的调查研究,找“大比武”的“茬”。扬言:军事训练搞形式主义,“大比武”走偏了方向,军事冲击了政治。他竭力搞他突出政治那一套。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撰写1965年的军报元旦社论上。林彪在南方主持起草的社论说:军事训练搞形式主义,“大比武”冲击了政治,促使“四好”连队比例下降;罗瑞卿在北方主持起草的社论则是肯定了“大比武”,说军事训练没有冲击政治,“四好”连队比例下降是过去弄虚作假造成的。南北两稿,争论不休,直至1964年12月31日夜晚才定稿。而华楠那时在北方的社论起草小组。这就是“文革”中军报大字报里提到的“林罗拔河比赛”。不容申辩,老社长是被认为站在罗瑞卿这边了。

还有一件事:1965年《毛主席语录》出版,在书稿的前言里有林彪说的这样两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罗瑞卿认为这种提法不科学。“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顶峰不就不能发展了吗?罗瑞卿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通话后,经毛主席同意删去了这两句话。林非常恼火。华楠参与了“前言”的修改,当然吃不了兜着走了。通过这两件事,华楠就被划到罗瑞卿线上了。

1966年6月中旬,华楠被突然下调到战士出版社当社长。这明显给华楠穿了小鞋,可华楠尚未到职,就在军报大院被批斗开了。华楠人到哪里,大字报就贴到哪里。他的家门口、房间里、床头边,大字报铺天盖地。1966年12月31日,未让华楠在家过节,一群造反派破窗而入,便将华楠蒙头绑架劫走。一辆大卡车直奔京郊一所监狱。华楠在黑牢里4个多月,体重由150斤减至90斤。华楠曾对报社的同志说:当时我做好了被枪杀的准备,如果枪毙我,我就喊两个口号“共产党万岁”与“毛主席万岁”,以表明我一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

出狱后,华楠又被关进了军报造反派设置的“牛棚”。他整天在办公室打扫厕所,听候发落,三天两头被挂黑牌、坐“喷气式”,被拉去批斗、陪斗。1969年12月,林彪发出“一号战斗命令”,军报造反派便将华楠等10人发配到河南焦作一个养猪场监督劳动。在那里,华楠曾煤气中毒,得过破伤风,险些丧命。1971年7月,迟浩田从27军调来军报主管落实政策。他不愧为战斗英雄,竟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将江青、肖力定的案一一推倒。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下令把迟浩田从北京军区揪回军报批斗,说他是“翻案大队长”。应该说迟浩田是全军少有的翻冤假错案的大队长。1971年7月,华楠等10人戴着领章帽徽回到报社时,迟浩田亲切称华楠为同志。此时此刻,华楠觉得自己真的是回到地平线上了。

1973年11月至1975年1月,为华楠第二次起落。

那年秋天,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奉邓小平之命着手到军报组建领导班子。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经周总理和军委领导批准,华楠再度担任解放军报社的总编辑,未把以肖力为代表的革命小将排进领导班子。对此,江青怀恨在心。她寻衅生事,千方百计制造事端,非将以华楠为首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搞垮不可。

1974年1月27日晚,人大会堂召开了7000多人的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江青对华楠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在会上,江青猛然发问:华楠同志来了吗?我向你提一个问题:巴黎公社是哪一年?华答:1871年。他没想到,这道偏题没有难倒这位知识渊博的老社长。接着,她气势汹汹地说:华楠这个社长是你们军委批的,不是中央批的,矛头直指周总理和叶帅。华楠预感到江青要下毒手了。从那天起,“四人帮”对军报新班子隔三差五打上一闷棍。

随着强加在军报头上莫须有的罪名增多,“四人帮”见整垮军报班子的时机已经成熟。1974年3月11日,以军委名义召开由军报领导班子成员和群众代表参加的汇报会。王洪文、张春桥给军报华楠、张志等领导,罗列了10多个对抗中央的罪名。最后张春桥像判官一样,判处了军报领导班子的“死缓”。他说:军报的根本问题是对抗中央。军报不仅在全军,而且在全国、全党影响那么大。你们老这样干,那影响就太大了。所以政治局议论了,可不可以采取你们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华社的稿子?中央是爱护军报的,六连那封信《人民日报》都写好了编者按要登的,后来我们考虑这样党报批军报,怕影响全军的情绪,也怕影响军报内部的情绪,让你们自己登,也给军报一个机会,看你们能不能改正错误。所以就变了,由你们自己写,自己作检讨,可是不行啊!中央爱护是爱护,你们这个党委继续干,接二连三地对抗中央。张春桥质问华楠:中央决定军报停发自己的稿子,你这个社长为什么一声不吭!

这次座谈会一结束,华楠又靠边站了。军报变相停刊178天,“四人帮”阴谋便得逞于一时。

1975年1月至1976年10月,为华楠第三次起落。

1975年1月,邓小平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身份再度出山。华楠从逆境中重生,又当了军报社长。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张春桥占领着总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他与江青、王洪文串通一起,竭力反对和抵制邓小平、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张春桥气急败坏地对华楠说:在你眼里只有邓小平。这就使华楠与“四人帮”的矛盾日益加深,斗争更加激烈。

1975年三四月间,江青、张春桥打着宣传学习理论的旗号大反经验主义,说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最主要的危险”。他们把邓小平全面整顿中提出的各种措施一概斥之为“经验主义”,矛头直指周总理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张春桥说,叫我当总政主任,我别的事情不抓,就抓军队的反经验主义。他要军报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宣传重点。华楠让我制订宣传红军长征40周年的宣传计划。计划上报后,张春桥批:不合时宜,并要军报检查这段时间的宣传指导思想。梁必业说,军报的宣传指导思想没有问题,宣传红军长征是对的。叶帅称赞说:“梁必业同志肩膀硬。”军报从那年9月至11月,拿出几十个版面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的老传统,宣传老红军的丰功伟绩。张春桥批评军报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制造舆论”。不久,叶副主席约见华楠,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们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的宣传搞得好。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他说他的,你办你的,不要理睬他们。他还鼓励华楠:你们要在军报顶住,要坚信,真理必胜!

1976年春天,张春桥布置总政机关和解放军报社人员到北大、清华去看迟群等人写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参观回来后,军报有人按“四人帮”旨意,要华楠反戈一击,拿出“干货”来揭批邓小平,并一再煽动群众搞大辩论。华楠在党委会上说,军报一定不能搞大辩论。造反派要攻,你们就把所有的事推在我身上。造反派要华楠拿出“干货”来揭发邓小平,华楠对我说(我当时是军报秘书组负责人),你就抄报纸,把报上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写上去,信不信由他。那时华楠在301医院养病,由薛真副社长在家主持工作。薛真和迟浩田一样,不愧为战斗英雄,做事敢做敢为,硬着头皮顶抗张春桥。他们这种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使我终生难忘。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垮台。华楠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保护、关怀与支持下,终于走出困境、逆境、险境,迎来了政治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拨乱反正勇斗“两个凡是”

1977年初,耿飚、华楠、朱穆之、王殊4人负责中央宣传口工作。是年2月7日,上面没有同宣传口打招呼,就以“两报一刊”之名,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社论提出了:“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宣传口领导看到这“两个凡是”,都大吃一惊。耿飚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办,粉碎“四人帮”不就白搭了吗?华楠等同志认为,依照“两个凡是”的观点,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否定,“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就不能平反。

1977年秋,华楠参与起草叶副主席在军委全会上的主报告。这个文件就涉及到能不能改变毛主席讲过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问题。

那年九、十月间,起草小组的同志在北京写出了初稿,我们乘邓副主席的专列去广州给叶副主席送送审稿。在列车上,邓副主席问华楠: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呢?以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样?罗瑞卿说,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不离口,这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把大批老干部打了下去。邓副主席说:“文革”中我们提以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纲”没有错。但不能光讲阶级斗争,还要讲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各个时期,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纲。在某个时间内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是可以的,但是要很快转,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不应该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为了立论更稳,说服力更强,华楠让军报资料室整理一份毛主席建国以来提过的有关“纲”的论述。报来的资料说明:毛主席有关“纲”的提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根据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如1958年提过“工业以钢为纲”,1960年提过“农业以粮为纲”,后来又提过“以总路线为纲”。罗瑞卿看过这个材料,高兴地说,现在我们这个文件提的军队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在理论和实践上是站得住脚的。

写作组的同志返京前,叶、邓副主席还同大家合影留念。

1978年4月27日至6月6日,全军政工会议在京召开。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邓副主席分析了军内外同志的思想状况,他说:看来“两个凡是”在军内外都有影响,他便提出要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他把胡乔木、邓力群、华楠等人叫去,说他的讲话要重点讲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潮。他在修改稿中,还亲自用铅笔加上了一段话,严厉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也肯定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邓副主席讲话那天,罗瑞卿对华楠说,军报应该根据邓副主席的讲话精神尽快发表一篇有份量的文章。正巧,中央党校的吴江手头有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罗瑞卿让华楠马上派人取回,并作了精心修改。罗瑞卿对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要反对,要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1978年6月24日,这篇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就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此后。军报又刊登了上百篇新闻、文章和评论批判“两个凡是”。

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一直延续到1978年11月12日召开的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林彪、“四人帮”在运动中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尚未解决。诸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其他一些冤假错案。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将要结束时,陈云在东北组开了一炮。就冤假错案的平反等问题,向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质疑,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华楠也分在东北组,他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作了一个比较有分量的发言,包括“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邓小平是否出来工作、关于“两个凡是”的社论,以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等问题。次日,陈云看到简报后,非常高兴。他一到会场就问:华楠同志来了吗?华答来了。陈云说:你的发言很好,你是个勇敢分子。

起草会议文件呕心沥血

老社长在任期间,也可以说是军委的一个大秘书。他经常列席军委的办公会议,为重要会议和领导人起草讲话是常有的事。他是党内军内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重大决策的参与者,重要文件的起草者。他当社长20年参与撰写过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华国锋、李德生、韦国清等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全军政工会上的各种讲话及会议文件。

他在修改文稿时的那种“磨劲”,与他一道起草文件的同志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比如1977年他参与起草的叶副主席在军委会上的讲话,前后修改了多次。在修改到第15次时,他的头和脚都肿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一次他要去卫生间怕摔倒,悄悄对我说,你扶我去吧,但不要对别人说我病了。有句古语叫“呕心沥血”,在随老社长起草文件过程中,我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通联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