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4期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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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国外发行代号 M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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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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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部队报道员到中国作协副主席
——我在部队的10个“第一”

作者:■何建明

在当代作家中,跟我一样有军队经历的不算少。有军队经历的作家,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我们既注重个性的局部,也更多关注时代;我们既注重情感,也更多在乎原则;我们既注重荣誉,也更多关切实际;我们既注重冲锋时的风采,也更多不惧死亡的恐惧;我们既注重完美形象,也宁可做有缺憾的伤员;我们注重每一次奖励,但更多时候愿做默默消失的子弹壳……总之,我们是军队里的文人,有与战士一样燃烧的热血,也有卢梭式的冷峻思想。

我们是以笔武装起来的钢铁勇士,我们把军人的战场和流血,铸制在自己的思想与激情的纸上,让一切爱与愤抒写在笔端。

我的许多“第一”,是部队给予的——

第一次写的新闻稿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播出时,大江南北的战友们,在部队营房的广播喇叭下倾情聆听。那一刻我像战场上的战斗英雄一样荣光——师长叫我坐在他身边,新闻播放结束时他让全体官兵向我敬礼。那时我20岁。

第一次写的纪实散文,名字叫《湘西探险记》。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我和专门从事战备和民生地下水普查的部队官兵转战湘西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山峰。那时的张家界还不叫张家界,大庸的名字是我作品里的主要探险纪行地。好峻险的山,好深险的渊,好难吃的湘西“辣盐饭”——有一天夜晚,我们投宿老乡家,天黑却没有灯火,饿极的我们坐下来只顾先吃老乡们做好的饭菜......天,这是什么饭呀?苦、辣、咸!又不止这,还有腥、臭、酸,似乎也不全确切,总之这样的饭我从来没有吃过,欲咽不能。白天野外边行军、边工作,翻山越岭百里路,肚子饿啊!我的眼泪被“逼”而流,不想吃了,我悄悄用胳膊捅捅身旁的连长。他轻轻说:吃吧,要不明天怎么赶路?唉,我默默想:正如平常部队参谋长说的那样,也许是我这个机关兵,太缺乏艰苦环境考验了。于是,我咬牙硬把那碗饭吃了下去,眼泪鼻涕也跟着流了一大通。第二天我问战友们:湘西老乡的饭你们吃着真就那么香?就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怎么全是咸酸苦辣又腥又酸的烂菜根啊?战友们听后奇怪,说:不是吧,昨晚给我们做的米饭很香呀,只有菜是辣盐菜根嘛!莫非你端的那碗是腌菜料盆吧?我的天,难怪我那碗里一颗米都没吃到啊!我突然明白过来。哈哈……战友们反应过来后,个个笑得前俯后仰,说你这机关兵确实该下部队锻炼锻炼了!第一篇纪实散文就是这样的在湘西地区工作的真情实感之作。那时的湘西多险,而现在的湘西多美。

第一次写报告文学是因为我觉得写新闻报道稿似乎不过瘾了,尽管在《人民日报》头版、新华社通稿和《解放军报》等报刊经常整版发表作品,但总感觉主人公的事迹受到新闻稿的限制不能表达完整与尽情。而那时徐迟著名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便起了催化作用,我决意也将人物写成报告文学。后来把3万字的稿子从湘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由茅盾当主编的杂志,之后的日子是天天盼着北京的信件。那时,若收到报社和编辑部的回复信,激动的心情远胜女友的情书。但是,很久都没有收到这个杂志社的回信,直到后来我想,或许人家根本就没拆我的信,稿子应该早被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发誓永远不再写“报告文学”。但是,几天后却突然收到这个杂志编辑寄来的一个大信封,那一刻我的心跳得咚咚作响,连吃午饭的军号都没有听见。我急切地拆开信封,翻开杂志,在目录上迅速寻找自己的作品题目和名字,找到了!然后认认真真地开始一字一句地读“何建明”的作品,仿佛那个作者“何建明”是个遥不可及的他人、是我曾经极其羡慕的他人、是高不可攀的他人。当时就是这样有趣。我心里在想:现在我终于可以朝作家的方向前进了!那一篇报告文学,后来被杂志推荐去参加一个全国文学奖项评奖,竟然还获了奖。那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台阶,它对我一生都产生作用。那年我23岁。傻小子一个,北京文学圈里没有谁认识我。

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写遗书是1979年的冬天。当时南方边境战火正急,我所在的部队也已整装待发,只等上级的出征命令。对于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年轻官兵,“上前线打仗”既让我们心底紧张,同时更多豪情满怀。面对战争,我是军人,就不会选择后退。大家默默拿起笔给父母、亲朋、女友留下了遗书。遗书寄给父母是绝对不行的,那不是让父母伤心吗?在矛盾中,我一次次地写,又一次次地撕毁,最后我的“遗书”在赶往前线的途中扔在了渊崖的山谷间被风吹走了……

第一次我在几百人面前发言讲话,是在北京参加全军基层新闻报道工作会议。其中有项内容是请几位部队基层新闻先进工作者介绍经验,我是发言人之一。记得那次发言时,我紧张得军装都湿透了。发言结束后,那些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都过来向我祝贺——原来我是团级新闻报道员中上稿率最高的一个,一年内在省级以上报刊电台用稿达120多篇(次)。我自己也是会后才知道的。那时,部队特别重视新闻用稿率,我成了全军的新闻先进工作者。回到部队没几天,就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报到,说是要调我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我的命运第一次搭上了“直升机”。到北京报到后,先进了白石桥42号的兵种总部。结果一进去,就被宣传部的首长“扣”住了:你不能去军报,我们自己也需要新闻骨干。就这样,我被留在了兵种总部,而我们部队的另一位报道骨干顶替我调进了军报。那一次调动改变了我的一生,假如当时我到了军报,也许今天完全是另一个“何建明”了,而绝不会是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何建明。

第一次我被动离开北京工作,是因为遇上了“百万大裁军”。我所在的兵种,70余万人被一纸命令撤销,我的许多有前途、有才能的战友们,就是在那时离开了部队,无目的、无方向地去重新寻找人生的目标,而我选择了继续留在部队。但是不能留在北京了,驻京的各个兵种和部队正在经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裁军风暴。我被调到了塞外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的北京军区某部。我是南方人,去的那时,正值冬天,到呼市的部队后,当晚就想逃离——寒风呼啸刺骨,山上一片白茫茫,床铺前的玻璃窗是破的,雪儿透过缝隙飘进来将我的被子湿了一片……我这才知道什么是边防部队!其实,呼和浩特离真正的边防部队还有上千里远。真正的边防部队有多苦,我或许根本不知道,我只顾暗自在心里感叹着自己的“悲惨命运”。就在那段时间,我熟悉的一个“新闻”朋友也调过来了,我们曾一起参加过那次全军基层新闻工作会议。算是投机,我们坐在床头,彻夜聊天,他给我讲部队在沙漠上工作的事情,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彻夜辗转难眠,伏在雪花飘拂的床铺上写啊写,那篇题为《大漠觅泉人》的散文,在我到内蒙古的第一个星期里写就后寄往了北京,发表后被自治区政府评为建国35周年征文一等奖。从那时起,我更体会到了生活对文学是何等的重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苦都算不了什么,也许恰恰是最好的人生新境遇呢!

第一次重回小说创作是参加武警部队的第一个创作班。1983年我被原北京军区某部从内蒙古调回北京,到了武警部队。没几天就接到通知,参加武警部队创作班。记得创作班住在嫩江畔的富拉尔基,大约有30多名武警部队的战友们在此创作,要求人人写出一篇小说,可我没有武警部队的生活体验,压力很大。我苦思幂想,最后不得不调动自己在塞外一年的野战军经历,构思了一个短篇,竟然在小说创作组得了“状元”。

第一部我的电影作品,是1987年我根据武警部队参与1983年“严打”活动,从北京武装押解数千名犯罪分子将其“流放”到新疆等地的事件而写的一个电影题材。最初写的是一个中篇报告文学,题为《大押解》,原发在《芙蓉》杂志上。后珠江电影制片厂看中,让我改编成电影。江浩先生后来介入一起编剧。电影在1990年正式公映,后被评为优秀故事片。

第一本我的文学著作的出版时间是198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是部中短篇报告文学集,责任编辑是王伟,十几年前他就病逝了,很让我心痛。之后我连续有3部书是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有一次到解放军出版社开会,我说这里是我的“文学摇篮”。此话没错。我至今对解放军出版社心存感激,对那些帮助过我的编辑们心存感激。

第一次与老部队的战友们重逢是2012年。那些我在湘西当兵时的老战友、老首长从四面八方赶到北京,他们听说我当了“部长”,非要一起叙一叙。盛情难却,当去赴宴。北京饭店里,几十年不见的老战友,模样还认得,但都已不再年轻……回忆当年读书、写作的情景,很是怀念。

如今我已经离开部队很久,但身体里流动的热血我认为仍然是军人的,文情里涌动的也总有些军人的性格与气度。所有这些,我不想改变,因为我没有感觉还有哪一种感情和气度比中国军人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