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5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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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领导第三厅战时宣传活动的启示

作者:■裴玉辉 朱戈

第三厅,是指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要负责战时宣传动员工作。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周恩来曾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政治部所辖第三厅。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周恩来广泛团结各方进步人士,筹组和领导第三厅启发民众觉悟、鼓舞抗战士气,掀起了抗战宣传动员的高潮。他在复杂环境中捭阖游刃,将小平台做出大格局的宣传舆论斗争艺术,不仅冠绝当时,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启示意义。

一、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

当年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先后失利后,国民党正面战场大有溃败之势。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投降派乘机活动,在此危局下,国民政府于1938年初进行了改组,在原军事委员会内增设政治部,“政治部设总务厅、秘书处、第一厅、第二厅、第三厅,指导委员会、技术委员会”,负责军队政治训练、国民军事训练、战地服务及民众宣传动员。为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蒋介石、陈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力邀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第三厅,领导战时宣传和民众动员工作。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同意了这一邀请,并准备将第三厅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用来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志。周恩来领导第三厅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是异常困难复杂的。

首先,国民党对第三厅领导权的干预。“七七事变”前后,国共两党实现了二次合作,但这只是国民党在形势所迫下的权宜之计。一方面,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迫应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条件;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不得不团结国内各方势力,应对亡国丧权的危机。事实上,国民党对改善国共关系只准备采取有限的、局部的措施,对延安屡次提出的建立共同政治纲领和合作组织形式这两个关键问题总是拖延推脱。担任过第三厅主任秘书的阳翰笙曾回忆认为:蒋介石只想利用周恩来的名望和才干,装潢其统治门面,并不想赋予其实权。在第三厅筹组过程中,蒋介石曾执意安插特务头子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掌控实权,“宣传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继续推行其个人独裁。经过反复而复杂的斗争,周恩来最终主导了第三厅的人事安排,掌握了第三厅的实际领导权。

第二,社会进步人士的疑虑。团结广大文化界、思想界进步人士,是第三厅开展战时宣传活动的首要任务。作为第三厅厅长不二人选的郭沫若却不愿到这样一个机构工作,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长期遭受国民党政治压迫的文化界、思想界人士,普遍抱有同样的看法。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终争取到了郭沫若的支持 ,并延揽了胡愈之、田汉、洪深、冼星海、徐悲鸿、冯乃超及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等300余人。因为精英荟萃,当时社会上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

第三,王明路线的干扰。抗战初期,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归国,在党内宣传“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其实质是为了苏联利益而无条件地向国民党妥协,这就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的政治主张产生了严重分歧。国民政府撤退至武汉后,王明担任了中共中央驻武汉领导机构——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主持长江局工作,其言论在党内,特别是长江局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周恩来采取了灵活策略,形式上虚与应对,但在包括第三厅领导权、战时宣传纲领等关键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事实证明,周恩来策略选择是正确的,既维护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又忠实完成了延安所赋予的各项使命。

二、第三厅战时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

第三厅于1938年4月正式成立以后,迅速投入活动,围绕宣传与动员民众,宣传与慰劳军队,对敌与国际宣传3个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其规模之巨、影响之大,在战时宣传动员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宣传与动员民众方面

第三厅正式成立当月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在4月7日至13日的一周内,依次组织了文字宣传日、宣讲日、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和大游行日。活动过程中,30多个戏剧团体、20余个音乐团体、1000余个宣传小队及上千名艺术家到剧院、街头、工厂、码头、轮渡、乡村举办抗战宣讲、歌咏、展览、表演、放映等活动。周恩来、沈钧儒、于右任、郭沫若、陈铭枢、邹韬奋、陈诚、冯玉祥、邵力子等各方代表及社会名流,发表就地演讲或广播演讲。在活动的最后一天,三厅还组织了10万群众参加的庆祝台儿庄大捷集会和火炬游行,武汉三镇为之沸腾。

5月和7月上旬,第三厅又分别组织了“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活动和“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8月至9月中旬,举办了“纪念八·一三保卫大武汉”运动,并将抗战宣传活动扩大到伤病医院、难民收容所及全国各地区。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中开展的“七七献金”活动将战时宣传推向了一个高潮。第三厅成立之前,政治部也搞过3天募捐,结果才募得4000元。陈诚对“七七献金”本不抱希望,结果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的组织下,竟在武汉组织起50万群众,募得100万献金,加之重庆、湖南等其他地区,总共募集到3216260.02元的巨量资金。

(二)宣传与慰劳军队方面

武汉会战前后,第三厅广泛动员民众,征集了30万封慰劳信和慰劳袋,为前线将士赶制了20万套暑衣、40万套棉衣、20万顶蚊帐等,阳翰笙、程步高到香港采购到20万元药品和医疗器械(运回重庆时已价值500万元)。郭沫若、李德全、曾虚白等带领慰问团分赴前线部队赠送慰劳信、药品和衣物,组织抗敌演剧队、宣传队、电影放映队为部队创作、演出、放映,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抗战士气。第三厅还编辑出版了《前敌》周报和《士兵》周报,编印漫画及连环画小册子赠发前线,深受将士们欢迎。

第三厅宣传和慰劳军队并不限于前线将士,他们还发动了大规模慰劳救伤活动,动员社会各界赴医院、收容所慰劳伤兵,组织妇女团体挨户访问、慰问军人家属。1938年5月,在为阵亡师长王铭章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过程中,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为其制作了挽歌、电影,组织各界人士发表追悼文章和电台演讲,动员了数万群众前往送别,对牺牲将士家属和前线部队起到了很大的慰问和激励作用。

(三)对敌与国际宣传方面

国民政府对敌与国际宣传工作由第三厅七处承担,七处由留美博士董维健与留日学者杜国庠、冯乃超负责。该处还集中了一批包括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在内的熟悉日本国情和国际宣传的专门人才。七处广泛监听日本电台,搜集日文书报杂志、俘虏供词,研究日本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问题,印制对敌宣传资料,向日军官兵散发日语传单、投降通行证,播发日本歌曲,开展感化俘虏等工作。1938年5月,中国空军飞临日本长崎等地上空,投下了第三厅制作的《告日本国民书》等6种共120多万份传单,在日本引起震惊。

第三厅七处还开设了外语广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语等对外广播宣传,印制《中国报道》寄给50多个国家的组织和个人,并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将中国抗战情况介绍给外国通讯社记者。七处还在海外华侨中广泛宣传国人抗战情况,其出色的国际宣传赢得了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声援、支援。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仅华侨认购的救国公债就达到11亿元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