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6期舆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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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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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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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舆论策略探析

作者:■吴迪

兴起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报业,让日本在融入西方文明的过程中逐渐体会到舆论的力量。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894年时,日本已深知舆论对于战争的重要性,而当时的清朝对何谓舆论仍一无所知。120年后的今天,中日争端再一次将中日推上舆论战场,又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而至。深入分析研究日本历来的对华舆论策略,能让中国避免重蹈覆辙,在话语权上争取主动。

一、正名之争

日本特别注重“出师必有名”,注重用舆论构建行动的正面属性,将舆论战场作为本国战略和战术行动的“正名”之争,通过获取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和广泛的支持认同,占领道义制高点并获得行动的合法性。

(一)占领道义制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秘密聘请《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制定对华舆论策略,将中国贴上“野蛮”的标签,称日本为“文明”的代表,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诠释为“文明”对于“野蛮”的解放。日本通过报纸向外界宣传“朝鲜独立论”“文野之战论”,大力宣传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有理性,为军事侵略“正名”。在豪斯的筹划下,《纽约新闻报》发文称“中国的战败将意味着数百万人从愚蒙、专制和独裁中得到解放”。日本还通过贿赂、欺骗等手段拉拢和影响欧美媒体,利用外交官在国外刊物发表文章将中华民族描绘成迂腐、顽固不化的民族,丑化中国形象,向欧美读者灌输中国阻碍日本在亚洲推行文明的错误信号,从而攫取了所谓文明战胜野蛮的道义制高点。

(二)取得行动的合理性。走出奈良时代的日本,已经跳出了中国朝贡体系的视角,对外关系思维与国际视野接轨,在舆论传播内容上更符合国际认知。在对待出兵朝鲜问题上,当清朝宣战诏书还在提朝鲜为其藩属,日本不应出兵时,日本明治天皇的宣战诏书已阐明朝鲜是独立国家,中国出兵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日本出兵是保护朝鲜利益,并强调东亚和平,俨然变成从道义出发的正义之举。日本通过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和舆论的掌控,赢得了出兵朝鲜的“合理性”,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认同。二战后,被“和平宪法”捆住手脚的日本一直在寻找挣脱宪法限制的机会。“9·11”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日本即宣称“这绝非他人之事,日本不可隔岸观火”“日本要为保护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做出贡献”,为日本达成在战时向海外派兵支援美军作战的目的,做足了舆论铺垫。

(三)构建主题正面属性。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派出1000多名随军记者进行战争报道,打造战争新闻环境。1895年2月17日,凄凄冷雨中“康济”舰载着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离开刘公岛,日本联合舰队各舰鸣炮致哀。新闻报道以日军“以礼奉还丁汝昌灵柩”“为受伤的清军治疗”等内容为主题,渲染日军是文明的代表,日本是文明的国家,极力突出战争中构建的正面属性,博取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支持和认同。反观清朝,丁汝昌遗体被清廷穿上黑衣,棺材漆黑加三道铜箍,并敕不得下葬。在中日舆论较量中这个绝佳的爱国舆论素材就硬生生变成了历史上的败笔。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曾作出耐人寻味的评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至少有3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二、夺势之举

舆论不仅可以为有形目标提供理据支撑,还为其隐形目的创造优势条件。日本善于主动进行议程设置转移舆论焦点,积极开展舆论公关扭转局面,并运用“沉默螺旋效应”消除负面声音。

(一)主动设置议程转移焦点。2012年底至2013年初,在日本政府非法“购岛”的背景下,中日两国舰只多次在海上对峙。2013年2月5日,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在紧急记者会上宣称其“夕立”号驱逐舰遭中国军舰火控雷达照射。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富士电视台采访时说,中国应承认雷达锁定事件并向日方道歉。2013年3月、2014年5月又多次报道中国军舰可能在东海动用了射击用火控雷达瞄准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和巡逻机。日本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焦点的转换,意图将无中生有的事件通过一系列连续报道做实。舆论也一度沿着日本引导的“中国威胁论”方向发展,陷入“火控雷达照射事件”的争论,购岛事件则慢慢淡化,使中国陷入被动解释和道义洼地。美国参议院也就“火控雷达照射事件”形成一致决议,指出钓鱼岛周边海域紧张程度升级,使其成为在亚太布局的合理借口之一,舆论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二)通过舆论公关扭转局面。舆论的趋向总是朝着舆论战场上占优一方期望的方向发展。甲午战争期间,日本为在“高升号事件”后占据主动,进行了大量舆论准备。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获救者的证词,按照“国际惯例”,在没有清朝方面参与的情况下单方面形成了英文版《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战前就熟知英国媒体的“运作方式”,向路透社行贿600英镑换取其对日本的关照,随后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分别在《泰晤士报》上刊文支持日方立场。中日双方论战的天平倾向了日本,英政府认定高升号虽悬挂英国国旗,但船长被中国人胁持,在法律上类似船只落入海盗之手,反而要求高升号船主向中方索赔。2013年11月正当钓鱼岛争端论战激烈之时,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承认钓鱼岛主权归属日本,也反映出日本通过媒体进行舆论公关的能力很强。

(三)利用“沉默螺旋”示假隐真。“沉默螺旋”理论认为,大多数人会力图避免发生由于持有某种意见而被孤立的情况,从而选择沉默,最终造成另一方的意见增势的效果。日本在此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前就已经开始类似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1894年12月20日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在《纽约世界》刊登《日军大屠杀》的长篇通讯,描述日军连续3日对老弱妇孺等中国非武装民众进行肆意滥杀,一时引起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各国纷纷痛斥日本惨绝人寰的暴行。日本立即开展舆论公关粉饰暴行,通过《纽约论坛报》记者豪斯给《纽约世界》送去日本官方声明,其中包括“清国兵脱去军服穿上民服潜逃;清军虐杀日本兵俘虏;各国随军记者斥责美国记者克里尔曼歪曲报道”等8条内容。《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被日本政府买通后,纷纷指责克里尔曼虚假报道,让克里尔曼的声音渐渐消失在反对声音的强势宣传中。日本利用“沉默的螺旋”示假隐真,抹去了旅顺大屠杀的舆论痕迹,扭转了舆论颓势。

三、攻心之战

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巧妙地运用舆论策略,可以达到单凭实力达不到的效果。日本能够精细地分析目标受众需求,把握对己有利的舆论时机,多元发声构建舆论强势,从攻心的角度出发达成目的。

(一)精细分析目标受众需求。在舆论战场上,了解受众是选择舆论策略达到舆论实效性的重要前提。日本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于国际社会有一个相对整体客观的认识。日本将其舆论攻势的目标定为西洋各国的民众,使其认同支持日本的侵略行径,可以大大减少日本发动战争的阻力。同时,日本明确目标受众的需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当时“文明”已经成为世界的通论,西洋各国人民自诩为文明,那些半开化和野蛮的人民也不以这种说法为侮辱。所以日本抓住了“文明”这一关键问题,将“文明”作为主题来满足当时国际社会目标受众的需求,达到了很好的舆论效果。

(二)把握对己有利的舆论时机。二战后的日本在所谓寻求“正常国家”的道路上前行,通过创造和把握对己有利的舆论时机,将舆论节奏与政治诉求相融合,一步一步达成摆脱“政治矮人”困境的目的。2003年6月日本政府通过《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将日本自卫队行使武力时机由“遭到武力攻击后”变为“武力攻击发起前”。2006年12月《关于武力攻击事态时对外国军用品等海上运输实施管制的法律》,也突破了“日本防卫范围仅限于领空、领海及周边”的原则。2014年7月,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事件的进展都伴随着日本对“中国威胁论”、钓鱼岛问题、中国反日游行示威等事件的炒作,日本通过炒作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日情绪,营造中日紧张的气氛,从而间接操控日本舆论走向,为逐步达成自身的各种政治目的铺平了道路。

(三)多元发声构建舆论强势。日本在利用动漫文化柔化自身形象的同时,适时运用强势宣传的手段开展舆论斗争。《外交学者》《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刊物网站成为日本的舆论阵地,发表了大量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文章,政坛、学界、媒体三者交织构建舆论强势。在钓鱼岛争端之初,日本还印制了大量的声像制品和宣传册,赴多国宣传日本的主张,炒作中国威胁;邀请10多名海外博主访日,借以寻求国际社会对日本主张的支持,并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建立所谓“民主安全菱形”对抗中国。

历经百年沉浮后,我们应从那些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寻求规律,掌握舆论斗争的方法策略,增强国家舆论传播的软实力,防止舆论之“牛耳”执于他国之手。

(作者系国防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