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6期军事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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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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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对外传播的难题

作者:■杨元超 顾黎

随着我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的目光进一步聚焦中国军队。如何抓住机遇,进一步塑造中国军队良好形象,获得更广泛的国际认同,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全球性的国家和军队形象认同,最根本的是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认同,如果我军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得不到国际社会的了解和理解,那么形象扭曲的状况便很难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我军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历史中逐步形成完善的,而党和军队的历史本身是一座精神、思想和文化的宝库,蕴含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和情感。用活党史和军史的丰富资源,有助于使国外受众理解并接受我军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改善我军海外形象。

一、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对外传播是塑造我军良好形象的重点和难点

当前,我军不断通过实际行动和创新理念提升对外传播水平,中国军队国际形象逐步改善。自2008年以来,海军连续派出23批护航编队远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完成了922批6139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仅在“和谐使命-2015”行动中,就航行31000海里,到访8个国家,派出29支医疗分队,深入社区、村镇巡诊,诊疗17441人次,成功实施手术59例,进行了26场密集拜会,接受了100多家媒体采访,19次走进大学课堂、敬老院、孤儿院,接待9402人次登船参观;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6年来,中国军队累计派出维和官兵3万余人次,根据最新统计数字,我军目前共向联合国6个维和任务区派驻15支维和分队2837人,另向联合国9个任务区派有军事观察员、参谋军官,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在海外行动中,中国军队表现出的优秀职业素养和人道主义精神引人瞩目,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形象。与此同时,我军的对外传播理念也不断改进创新,从国防部例行记者会到面向国外媒体的军营开放日活动,日益以自信开放的姿态面对国际社会,改善我军国际形象。

然而,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西强我弱的总体态势,西方国家凭借其优势媒体资源在国际上对我军进行负面报道甚至妖魔化宣传的情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国外受众对中国军队仍以负面印象为主。根据新华社进行的中国军队海外媒体形象调查显示,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六个最主要的国外媒体对中国军队的负面报道仍然占50%以上。尤其在当前中国军队深化改革、裁减军队员额、确立新指挥体制、走中国式精兵之路的新形势下,“中国威胁论”有所抬头,在东海、南海维护主权的过程中与部分邻国冲突加剧,也给了部分西方媒体丑化中国军队的现实需求和发挥空间,某种程度上已经引发了部分国家、民众的安全焦虑和对中国军队负面看法的加深,进一步改善中国军队形象势在必行。

但是,我军当前的对外传播内容上仍以建设成就和海外和平行动为主,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对外传播相对稀少。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制度和由此派生出来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支部建在连上制度等基本制度,“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基本价值理念,由于政治性强、遭到污名化严重、与其他国家差异大,没有在对外传播中得到有效的阐释,甚至有单纯地为了“求同”而有意淡化、弱化的现象,也成为了西方对我攻击抹黑最多、国外媒体和受众最不能理解和认同的部分。一支军队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是一支军队灵魂的外在表现形式和区别于其他国家军队的根本标志,是我们判断一支军队正义性和合法性、形成基本看法和印象的基础。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对外传播,是一场重要的攻坚战,是在对外传播中塑造稳定、正面、积极的我军形象的最关键步骤。如果这一难题能够有效破解,改变我军国际形象的其他努力也必将事半功倍,由具体事件塑造的我军临时形象就可能转变成长期形象甚至永久形象,国外受众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军队片面、零散的认知也将转变为整体、客观的认知,并能够逐步从根本上扭转由部分国外媒体塑造的“既是落后的,又是威胁的”中国军队形象。

二、把党史军史作为重要内容,是破解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对外传播难题的切入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历史是过去实际的现时表现形式,是当前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来源和证明其优越性的重要论据。我军当前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是在中国共产党95年和中国人民解放军89年的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历史中逐渐形成、丰富并发展、完善的,经受住了不同历史时期众多严峻环境的检验,是符合军队建设发展需求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充分运用党史和军史资源,能够厘清过去和现在的紧密联系,给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对外传播以坚实的事实支撑,增加说服力,提升传播效果,达到历史和逻辑的严密统一。

在我军的基本制度和理念的对外传播中,客观上存在着意识形态色彩较重、说教意味较浓、观点先行的问题,往往侧重于我军当前制度和理念情况的介绍,而较少说明现状是如何形成的、之前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的,忽视对我军诞生背景、发展历程、历史沿革的介绍,用理论解释理论,缺少历史论据的支撑,说服力和可信性不足。国外受众所处的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不同,生活经验和价值观念各异,由此形成的话语体系也不相同,加上理论传播抽象、晦涩、繁琐的特性,导致受众群体受到局限,并大量依赖二次传播和间接解读,造成了误解甚至歪曲、抹黑现象的大量发生,没有取得预想的传播效果。

党史和军史中除了部分理论阐释外,更多的是党领导军队和全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奋斗中产生的丰富故事和人物素材,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英雄事迹、英雄集体和英雄人物,他们为了信仰和理想、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民的幸福和解放而不屈抗争甚至牺牲自己,他们是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具体表现和形象载体。这些故事真实可信、情节生动曲折、感染力和震撼力强,有着很强的代表性和说服力,符合西方关注个体和进行个性化叙事的特点,更容易为国外受众所关注、了解和认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作品,用一段段细致的描写和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详细地介绍了红军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斗争及长征壮举,把著名的红军将领、普通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根据地人民的经历和生活向全国和全世界传播开来,使世界人民了解到了真实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形象。人们对未知的东西总是充满了好奇,历史是人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回答“我从哪里来”这个哲学问题的认知手段。因此,通过历史资源的运用尤其是历史故事传播,能增强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传播的贴近性、趣味性和感染力,激发受众阅读兴趣,减少歪曲和任意解读,达到盐化于水、润物无声、说理感人的良好效果。

把党史军史作为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同样有着较强的现实紧迫性。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境内外敌对势力,已经利用我们的党史、军史大做文章——从抗日战争国共歼敌人数之争到质疑英雄人物的所谓“军人生理学”讨论,从肆意编造所谓“狼牙山五壮士历史真相”到对雷锋事迹的歪曲抹黑,敌对势力依托网络频频制造热点议题,对许多党史、军史中的重要史实提出质疑,并借此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错误观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是要通过歪曲历史来攻击甚至解构我军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进一步动摇党的执政根基,逐步达到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目的。因此,把党史军史作为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传播的重要抓手,有利于我们化被动为主动,有力回击国内外敌对势力愈演愈烈的丑化英雄、抹黑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赢意识形态之战。

三、创新党史军史的对外传播方法,提升“讲故事”的水平和技巧,增强传播效果和影响力

1.在内容选择上,注重细节的精确传播和宏大叙事的体系传播相结合。当下,内容的粗制滥造和同质化现象普遍,信息严重过剩和碎片化,受众注意力被分散,真实生动、能够引起受众共鸣、引发受众思考的优质内容却严重稀缺,这也为我们把优质的党史军史资源转变为优质的传播内容提供了契机。我们一直以来突出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和宏大叙事,并运用了过多的概念化宣传、说教和夸张渲染,对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认识不够,导致国外媒体和受众对我军传播内容接受度不高。这提示我们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既要注重保持故事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要充分考虑国外受众的思维特点和认知习惯,要有所取舍——选取那些容易为国外受众所接受,容易引发感触和思考的内容,而暂时舍去一些国外受众目前接受起来仍有困难的内容。与此同时,在对故事素材进行加工再造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挖掘那些真实感人的细节,努力做到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细节化和细节画面化。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来感动受众、引发共鸣。摒弃那种生硬表达观点甚至不惜硬造细节、牵强附会的做法,而把要传递的态度融入到具体的故事和细节中,在无形中实现自己的传播目的。

在讲好具体故事的同时,还要使党史军史的对外传播始终围绕有效阐释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来进行,做到有的放矢、“形散神聚”。要充分理解“讲故事”的丰富内涵,不能仅仅把“讲故事”单纯理解为讲好一件具体的事儿,而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充分研究党史军史传播的运用机理,立足于小,着眼于大,精心设计、组织和安排,注意相互作用和连锁反应,通过一个个小故事、小细节,讲好中国军队从诞生到成长,从现在向未来的大故事。既要注重短期内强势报道,相互配合从而形成合力、扩大效果,也要注重前后呼应,埋下伏笔、吸引读者兴趣,持续发挥作用。

2.在时机选择上,注重常态化、独立议程与重大突发事件、配合议程相结合。党史军史在对外传播的时机选择上,既可以与一些重大的事件和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相配合,达到“1+1>2”的效果;也可以精心策划和选取内容,独立设置议程,取得关注。一方面,要充分把握住重大军事行动、重要仪式和纪念活动等特殊时间节点,利用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时机,进行话题延伸,与党史和军史的内容相结合,运用专题报道、背景展示等多种形式,达到传播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目的。如《解放军报》利用维和官兵出征的时间节点,多次梳理和介绍我军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历史,宣传维和行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改变了以往我军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中只做不说、少为人知的局面,并借此阐释了我军的制度和宗旨,得到了《赫芬顿邮报》等新兴知名海外媒体的呼应。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活动中,众多军队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新媒体推出大量的专栏和系列报道,并结合新媒体的形式,全方位介绍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不屈抗争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并用事实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在平时不断地发现党史、军史中的闪光细节,选取其中新近发掘,之前不为人知,具有重要历史价值,震撼力和感染力较强,适宜进行对外传播的部分,结合现实需求,进行加工整合,独立设置议题,把党史和军史的对外传播常态化。主动设置议程,将一些取得较好传播效果的临时议程和突发议程转变为长期议程,通过开设专栏等手段,形成持久影响。如微信公众号“军报记者”经常推送的军史文章,通过介绍一些开国领袖和将领以及普通建设者和革命者的感人事迹,使国内外受众认识并了解到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和中国军人的光辉形象。今年清明节前夕,美撞毁我军机事件纪念日,许多媒体发文回顾15年前撞机事件经过,缅怀王伟烈士,在目前美国高调介入南海问题的背景下,首先在国内形成了较强的舆论氛围,并由内而外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3.在表达和呈现方式上,做到普遍性和特殊性、传统手法手段与新平台的统一。在党史军史的表达方式上,一方面,要紧盯话语体系不兼容的难题,仔细研究受众的认知习惯和特点,在语言风格上,注意多讲事实、少讲道理,多运用形象、平实语言,少运用抽象、说教语言,注重运用个性化叙事为主、与集体叙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达。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尊重历史原貌,防止削足适履、片面迎合受众和随意改变、夸张渲染和解释历史事实的事情发生。要紧紧围绕着我军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的传播进行党史和军史的传播,讲清楚我军的基本制度和价值理念,既有我们这支军队在特定历史环境形成的特殊性,是必然形成的;也有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解放和反侵略斗争相近似的普遍性,是符合一般规律的。最后达到用西方语言讲好中国军队故事的目的。

习主席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讲话指出:“要研究把握现代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和一体化发展理念,推动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推动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人才队伍共享融通。”在党史军史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内容质量上的优势,扎扎实实做好采写、资料搜集和编辑工作,尤其注意发掘诸如《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有着大量亲历者回忆的书籍和个人回忆录的素材价值,充分保证党史、军史内容的质量,以独特、新颖、传奇的内容取胜;另一方面,在当前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内容前期生产、后期加工和呈现、传播上,均要运用互联网思维,在兼顾传统媒体的同时向“两微一端”积极拓展,充分利用新媒体的平台优势和渠道优势,运用诸如纪录片、动漫、语音和融媒体的呈现方式,让老内容呈现新光彩、新活力。并利用新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与感兴趣或者有疑问的受众和读者展开互动交流,在通过人际传播手段提升大众传播效果的同时,培养自己的忠实受众群体,让这种效果不断延伸、发展。

(作者分别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