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9期史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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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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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外宣的3个“第一”

作者:■余琦

红军时期的对外宣传之难,今人不可想象。不仅国民党当局长期实行新闻封锁,而且红军内部也缺乏外宣基础和氛围。长征信息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我党我军对外宣传第一役,而且对今天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长征国际报告第一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兼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后任中革军委纵队政委、渡河(金沙江)司令部政委,1935年1月参加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6月,红军主力进入四川天全时,陈云受中央委派去上海恢复地下党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络,8月从上海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9月到达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0月15日—22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中央红军向西北转移及遵义会议情况。陈云汇报的俄文纪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报告》,“史平”是陈云在莫斯科的化名。几个月后,在此稿基础上增加了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内容,以《英勇西征》为题,署名“史平”发表于共产国际内部刊物。1936年3月,署名“廉臣”(即陈云)的介绍亲历长征的纪实长文《随军西行见闻录》,在中共于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注明“廿四年八月于沪滨”,即1935年8月写于上海。

无论是《英勇西征》,还是《随军西行见闻录》,都是红军万里长征极其珍贵的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献价值。但两个因素制约了它在国际舆论场的传播和影响:《英勇西征》主要内容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情况,发表于共产国际内部刊物;《随军西行见闻录》刊载于中共在巴黎的《全民月刊》杂志,读者群都不大。这两篇作品的基本特征十分明显——工作情况报告和党内传媒刊载,内部扩散和组织传播的特色厚重浓郁,因而国际传播范围非常有限。

与陈云作品一样,曾作为红军俘虏跟随红军亲历过一段长征的瑞士籍牧师勃沙特的《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1936年11月出版),也是非专业记者的亲历性回忆记录,缺乏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可信度,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国际舆论影响。

长征国际报道第一人

让西方舆论普遍获悉长征信息并知晓红军长征细节的,是斯诺夫妇的红区采访及红军报道。他们关于长征的报道,系统、权威,且在国际特别是西方社会引起高度关注,广为传播,影响广泛。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和外部支援,决定邀请外国记者宣传中共及红军。领导层考虑了很多人,包括苏联《真理报》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考虑到这些人都有强烈的倾向性,遂将目光集中在持客观立场、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

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从美国来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作为特约撰稿人,他向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提议,让他突破封锁进入西北红区。两家报纸都赞成他的计划,《每日先驱报》答应负担他的全部费用,报道成功后支付可观的奖金;兰登姆出版社的哈里森·史密斯也向他约稿,并预付了部分稿费。得到这些支持,斯诺便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帮助。

1936年7月,斯诺冲破封锁,成为第一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他对上至中共领袖与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和拍照。斯诺在保安县(后改名志丹县,属延安地区)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同他会面,频繁长谈,涉及问题极为广泛。其中关于长征的谈话,直到斯诺10月12日离开保安才结束。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叙述了近10年间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创建经过,详细介绍了长征的艰苦历程以及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强渡大渡河、突破天险腊子口的红军英雄故事,还亲笔抄写诗作《七律·长征》赠送给斯诺。

1936年10月底,斯诺回到北平,分别在上海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发表多篇报道长征及红军的报道和图片。最能说明美国新闻界对这个题材极感兴趣的是,蒋介石的强烈支持者卢斯(Henry Luce)拥有的《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以1000美元的代价购买了斯诺拍摄的75张照片,这是中国照片的创纪录价格。 只要看了《生活》画报上那些“共产党高级官员的傻笑的妻子、苏维埃社会的心满意足的儿童和穿着整齐制服的红军干部”,谁都不会相信这些人是土匪。刊登斯诺红军报道的美国报刊还有《美亚》《亚细亚》《新共和》《太平洋事务》和《星期六晚邮报》等。随后,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一书的撰写,并于1937年10月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出版后,在英国仅几周就售出10万册,在美国一个月就售出1.2万册,后又再版7次。很快,该书被译成10多种文字,销行世界,取得轰动性传播效果。

胡愈之回忆,1937年10月的一天,斯诺说他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的著作样本,“我就向他借阅。他答应了,但说他也只有一本,看完还给他。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西行漫记》英文原本。我回家读了这本书,发现真是一本难能可贵的著作。于是我决心组织力量把它翻译出版。”随即,由张宗麟任总经理的“复社”在上海胡愈之家里成立,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张宗麟、周建人、王任叔等10多人分工,将《红星照耀中国》译成中文,于1938年3月以《西行漫记》为名出版。第一版印了2000册,很快售完,不到一年就印了第四版,在香港和海外华人集中的地方,出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发行量高达8万多册。《西行漫记》的出版,让更多的人知晓了红军的长征,了解到中共和红军的真实形象。

斯诺关于红军长征和中共主张的报道轰动西方,美国总统罗斯福3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目击中共的情况,并调整了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可见,对长征进行系统全面和客观专业的国际传播并产生广泛深刻国际影响的记者,是埃德加·斯诺。

海伦·福斯特·斯诺,笔名尼姆·威尔斯,当时是斯诺的妻子。她于1937年5月初历尽艰险到达延安。在4个多月的采访中,海伦访问了斯诺结识和未结识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挥员,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及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情况,包括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指挥员贺龙、徐向前等人。毛泽东在延安多次接受海伦采访,从1927年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谈到井冈山会师,建立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海伦在延安近距离接触了不少长征女战士,如蔡畅、李坚真、刘群先、贺子珍、康克清、刘英、危拱之、李伯钊等,对她们的革命倾向、自主意识和人情味有了深入而具体的了解,对于她们在红区的地位深感欣慰。1937年9月7日,海伦离开延安,11月返回北平。1938年9月,海伦在上海完成《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续西行漫记》)的写作,并于1939年在纽约出版,再次引起西方舆论的广泛关注,海伦·福斯特·斯诺成为长征故事、长征人物、长征细节的国际传播者。《红色中国内幕》弥补了《红星照耀中国》内容的欠缺,对长征作了更加全面的报道。斯诺夫妇的这两本书互相补充印证,成为长征真相国际传播最全面、系统、翔实和权威的报道作品。

长征对外宣传第一役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宣传,但限于形势和条件,对外宣传起步较晚。第一次有意识地组织外宣工作,应是1936年安排美国记者斯诺赴陕北根据地采访,报道红军长征和我党抗日主张。这场卓有成效的外宣战役,自始至终波澜曲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对苏区不但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而且还利用宣传机器对中共和红军大肆污蔑、谩骂、攻击,误导民众。中央在陕北落脚后,决定邀请外国记者向外界报道红军长征和苏区建设实情,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

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请她物色公道正直的外国记者到苏区考察。宋庆龄安排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后来叫马海德)随刘鼎去西安。

刘鼎原名阚思俊,1924年在德国入党,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和任教,在上海中央特科任陈赓副手,1935年秋潜入上海,蛰居在同情革命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里,其间结识宋庆龄。1936年3月,宋庆龄得知张学良在寻找共产党人,便推荐了刘鼎。到西安后,刘鼎安排斯诺和海德姆住进西安唯一的高级宾馆西京招待所。第二天上午,他按约定随东北军高级参议赵毅到金家巷张公馆会见张学良。

这次会见,正是张学良同周恩来肤施(延安)会谈前夕,张学良在做认真准备,需要深入了解中共和红军。他见刘鼎是个颇有经历、谈吐不凡的共产党人,急于通过交谈释疑解惑,便不由分说带刘鼎去了洛阳。洛阳是东北军“剿共”前线指挥部,张学良名为到前线督战“剿共”,实为到前沿去暗中联共,行动当然是极为秘密的,带上刘鼎就走。刘鼎不便也来不及跟斯诺和海德姆打招呼,就离开了西安。两个外国人被丢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几天,不见刘鼎人影,便悻悻然返回了上海。

刘鼎参加了4月9日在陕北肤施桥儿沟大教堂的周张会谈后,随周恩来到了中央驻地瓦窑堡,除向中央汇报在张学良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外,还报告了斯诺和海德姆要来苏区的事。中央很重视,5月15日,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讨论“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张闻天、毛泽东、博古、杨尚昆、王稼祥等参加会议,为答复斯诺的问题作了认真准备。

6月上旬,斯诺和海德姆第二次到西安,这时刘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张学良身边的代表,他仍然安排两位外国人住到西京招待所。刘鼎将送他们去苏区的计划报告给张学良,提出用飞机送到肤施。张学良怕不好保密,决定还是用卡车。但是迟迟没有发车通知,追问几次,答复是连日阴雨,路况不好,一等就是20多天。

7月初,刘鼎按中央要求紧急赴安塞开会,会上,刘鼎向中央报告了两位外国人来苏区的行动安排,中央领导很重视,会后,7月8日一早,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克农从安塞来到苏区前沿百家坪,迎接斯诺与海德姆。

7月9日和10日,周恩来在安塞百家坪接见斯诺,回答了许多问题。他告诉斯诺,不许记者来苏区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让斯诺非常意外和兴奋的是,周恩来为他开列了一个为时92天的访问苏区和红军的日程表,为他们配备了马匹,安排他们去保安见毛泽东和红军将领。“周恩来在他画的草图上,给我找到了一条旅行路线,说到每一个地方时,他都记下我将要访问的人的名字和机关的名称。”

斯诺和海德姆到达保安的第一天,毛泽东就去看望他们。针对国民党报纸大肆宣传毛泽东患有不治之症,严重的肺结核已经到了无法医治地步的报道,斯诺请毛泽东接受海德姆对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海德姆详细检查后得出结论,毛泽东身体健康,肺部没有问题。斯诺当即表示要向全世界宣传毛泽东身体健康的真实信息。毛泽东多次与斯诺进行长时间谈话,向他介绍中共内外政策和红军基本情况。应斯诺再三请求,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详谈了自己从童年开始一直到长征的经历。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1936年10月,蒋介石调兵遣将,把“围剿”大军指向将要在西北会师的红军。毛泽东担心交通被隔绝,一再催促斯诺抓紧离开苏区,并几次致电刘鼎,要他请张学良派车来接斯诺。焦急等待中的斯诺于10月12日离开红都保安,在红军控制的地域爬山涉水到了甘泉西北的下寺湾。这里是苏区的南部边沿,不敢贸然走动,又苦等了4天,才由刘鼎安排的王立人、刘向三接到东北军驻地洛川,第二天乘卡车至西安。

谁知意外又出现,差点令长征外宣第一役功亏一篑。斯诺回忆:“当我走下卡车时,发觉我的手提袋不见了——连同我所有的访问谈话记录、日记、笔记本和在苏区第一次拍摄的照片。”他在苏区一百多天的采访收获在提包里,包括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谈话笔记,后来流传于世的毛泽东戴着红军八角帽照片的几十个胶卷,还有红军指挥员送给他的纪念品。乘车路上担心被检查,就将提包放到卡车车厢的一个麻袋里,与另外一堆塞满破旧枪械零件的麻袋混在一起,没想到行至咸阳附近时,天已黄昏,车上所有麻袋都被扔到了一个军火仓库里。

在西安,刘鼎等待着斯诺的到来以便给他安排食宿。坐了一天车备感疲惫的斯诺,下车后发现所有麻袋不见了,大惊失色,急得搓手跺足。事关重大,刘鼎一边安慰斯诺,一边要司机开车返回军火库。司机开了一天车,累困交加,很不情愿,想拖到明天再说。但刘鼎坚决要求立即行动,司机只好执行命令。从咸阳的军火仓库找到斯诺的提包,返回时已经午夜,汽车刚进城,城门就关闭了,西安开始戒严。斯诺日记写道:“我一夜合不上眼,就是担心那些手提袋在仓库里被某些多疑的国民党宪兵发现并没收。第二天黎明时分,我的朋友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手提袋原封未动。我加倍感到幸运,因为就在他们带着手提袋回来后不久,西安的各处城门都关闭了,通往西安的所有公路两旁,都由蒋介石的卫队站岗,一切交通都陷于停顿。蒋介石突然飞到西安来视察。如果回来得迟一点,我们的卡车就没法通过机场附近重兵把守的公路了。”

那次坎坷惊险而又成就非凡的长征外宣虽已远离我们80年,但却明确清晰地告诉今天的我们,善用国际传播力量是扩展我对外宣传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当前,面临西强我弱的舆论环境,习惯于主场作战,不习惯客场发挥,是制约外宣工作发展的瓶颈。长征外宣经验证明,借助国际传播平台,可以更加直接地面对国外受众,外宣效果更加快捷、显著。如何充分巧妙利用国际传播资源,讲好中国故事,发出我方声音,需要不断地深入研究。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