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6年第10期新闻与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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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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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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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与人沟通的艺术

作者:■范炬炜

在报社当记者,主要工作包括采访和写作这两部分。采访,就是与他人、与公众的沟通,当然还包括对其他事物和现象的观察;写作,就是把采访到的内容以适当的文体呈现给受众。

新闻界有句行话,叫“七分采访三分写”。由此可见,如何进行采访、如何与人沟通,是一门颇为讲究的艺术。

就“采访”本身而言,我觉得还可以分出若干“七三开”,至少可以有:七分态度三分技巧、七分功课三分发挥,等等。在这里,“七”与“三”并不是一种精确的比例,而只当作孰重孰轻的比喻。

态度与技巧

记者采访的对象,形形色色,上可至最高层领导,下可达路边乞丐。与这些不同的人物打交道,你当然要有采访技巧,以求“5分钟内交朋友”。

然而,真诚的态度是首要和决定性的。具体讲,这种态度表现为:从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角度观察所有事物与现象;从尊重与理解的角度对待所有的人。

记者,应该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力求以客观公正之心、悲天悯人之怀,去看待一切。

也许在我们周围,有的人视线“非仰即俯”。所谓“事上媚者,凌下必骄”。而当记者的,如果以对上逢迎、对下骄矜的态度去实施采访行为,那必然与“客观”“公正”的要求产生偏差。

同样,我们的社会上也有不少人,在观察人与事、评判是非曲直时,眼光会受到“利益”的左右。这种现象,毋容置疑也会侵蚀新闻从业者队伍和采访行为,并极大地损害新闻的客观公正性,损害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形象。

因此,“态度”问题必须强调。

在态度正确的基础上,我们就得讲究采访的技巧了。

采访犹如中医看病,望、闻、问、切都需要。但其中最重要、最讲究分寸感的,当是怎样与他人交流与沟通。

采访活动中,我们经常需要与各色人物尤其是某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对话,如作战功臣、高级将领、科学家、航天英雄、行业模范等等。这些人物或是典型宣传的主角,或是重大事件报道的要素,与他们对话的成功与否往往决定稿件的成败,而对话的机会又往往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而稍纵即逝。因此,把握住机会,提高对话的“效益”便显得十分重要。

比如,应努力使自己的思维接近采访对象的思维层面,找到一个容易引起共鸣的“接口”。由此激活对方,采访就得以向纵深发展。

2001年11月,我随军委领导到90岁高龄的“科学泰斗”钱学森家中看望,只有一句话的提问机会。我说:“钱老,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我国西北地区应该种草以保护植被,当时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呢?”老人眼睛一亮,说:“哦,你知道这个?”谈话就此展开。

或许,这不是老人一生贡献的主要部分,却能反映他看问题的重要特征: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这是一个他感兴趣的话题。

“远望3号”航天远洋测量船老船长季红星,率船多次远航三大洋,功勋卓著。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许多记者采访过他,打听他战台风斗恶浪完成海上测控任务的经历,他都淡然应付。而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听说这艘船还在造船厂里装修时,你就按捺不住,自己动手在船上装修出一个‘样板间’,可以带我鉴赏一下是哪间吗?”

当了10年船长,他是多么爱这艘船啊!话匣子骤然打开,你想知道的东西汹涌而来。

再比如讲,不同的人物,知识面宽窄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关心的事物不同,修养的境界亦不同。因此,要与对方架起沟通的桥梁,就要因人而异地换位思考,尽量深刻地理解对方。

杨利伟首飞太空之前,我有机会单独采访他,得益于在原总装备部任驻站记者的便利条件。我们谈各自工作中的艰辛与快乐,谈得与失的辩证法,谈看待各种人与事的心态,等等。因理解而产生共鸣,因共鸣而加深理解。到后来,我们相互之间几乎无话不谈,采访的质量和效益自然就高。

上世纪90年代,我采访时任西藏最大寺庙——哲蚌寺寺主的丹增塔钦。开始时他并不乐意跟我交谈,只是带着我去逛八廓街热闹的集市,去看布达拉宫虔诚的转经人群。一天下来,他才问我一句:“带你看了这么多,你觉得我是想让你知道什么?”

我想了想说:“您是不是要告诉我,这就是你们自己的生活,你们热爱这样的生活?”他一把抱住我:“这个问题,我问过好几个汉人,你回答得最好。”由此,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西藏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

功课与发挥

好记者应善于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然而,厚积薄发是硬道理。忍受做功课的枯燥沉闷,是享受临场发挥之潇洒自如的前提和基础。

做好功课,首先是各种书本知识的积累。记者是杂家,难以成为采访中涉猎的每个领域的专门家。但了解的专业知识越多,与各色人物、尤其是各领域专家和权威人士的共同语言就越多,沟通渠道就越顺畅。

发射“神舟”飞船,安全着陆是关键。自“神舟”一号起,返回舱着陆系统的设计负责人梁琦就对记者的问题感到头疼——“老是让我一遍遍地做科普知识讲演”。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来接受这样的采访了。

我是在认真啃了几本专业书籍,并由此真正产生出好奇心后,才去找他的。第一次在飞船着陆场碰面,我问他:“返回舱要用减速伞,这是常识。但返回舱减速伞为何要有1200平方米,要用95根伞绳,每根要承重50公斤,这三者之间的比例是根据什么考虑确定的呢?”梁琦眉毛一扬“哦”一声,注意地看我一眼,说,你到我房间来吧?于是他开始侃侃而谈。此后一有空,他就爱把我请到房间聊天。

从采访对象的专业上提问题、提专业的问题,这是达到彼此沟通和共鸣的捷径。当然,做到这一点,采访者就得认真读书,把功课做足。

“您这实验室的空气洁净度可不好保证啊!”这是我采访国防科技大学激光技术专家高伯龙时的问话。

这位70岁高龄的老教授,最不愿意谈他在科研中的酸甜苦辣。我在作采访准备时,了解到在世界尖端技术——环形激光器研制中,实验室内空气洁净度的要求非常高。这肯定是一个他十分关心并努力解决的问题。

果然,他谈得兴味盎然。我由此获悉,这间由废弃学生食堂改建的实验室,是他亲自带学生用报纸糊满了窗户和墙面;盛夏里,他要在没有空调设备的房间里戴上口罩、穿上厚实的衣裤,乃至于捂出一身痱子……

在采访西安测控中心总工程师李济生院士时,我问:“你通过在计算机上划分不同的时区,突破了设备数量有限的瓶颈,实现了‘一网管多星’。这灵感是怎么来的呢?”一句提问就闪出了他学术上的一大亮点,他自然有话想说。

当然,做功课绝不仅仅止于读书,而是涵盖对采访对象,包括人物和事件方方面面的了解与研究。从研究中找到最有价值的兴奋点,你才有可能去施展那“三分发挥”。

仍以人物采访为例。有个记忆深刻的采访对象,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从台湾投奔大陆的一位原“国军”飞行员。这位飞行员驾机归来,成为公众人物,见过了许多记者;他特殊的身份和政治背景,又使他说话格外谨慎小心,不易敞开胸怀。

该怎样与他形成深度沟通?采访前,我除了调阅大量资料,还从他身边的同事、朋友处广泛收集有关他个人的各种信息。最后,从他在当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唱的那首歌《我在默默地祝福你》中,发现了契机——他把一句歌词“就这样离我远去”,改成了“就这样离你远去”。一字之改,凸显他对家人的怀念和深情。

于是,我把这句改了一个字的歌词,选作采访的突破口。当我对他唱起这首歌的这一句,他的眼泪潸然而下。

处处留心 心诚则灵

采访是艺术,对人物的采访更是与人沟通的艺术。要掌握好这门艺术,不仅需要自己在知识、生活和修养上的不断积淀,也需要处处留心。

上世纪80年代,我曾经想去采访我军后勤领率机关的一位老领导,可他就是不肯说话,跟他套近乎认“本家”也完全没用。细细观察,发现他每星期要组织家里人吃一顿用粗粮和野菜掺和成的“忆苦饭”。于是,我鼓起勇气去蹭他家的“忆苦饭”吃,他也不好意思拒绝。蹭到第二顿饭后,他就开始对我谈自己穷苦的身世和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了。

还有一年在中印边境线上,隔着铁丝网,遇见了一个叫松德尔的印军上尉。开始时,他说起话来纯属外交辞令,老打官腔。后来,发现他总喜欢用脚踢东西,还能踢出不少花样来。我便开始跟他谈足球,这下子找到了共鸣点,我把自己所知晓的世界强队和世界球星都跟他交流了一遍。他似乎变了个人,话题越讲越广泛,不仅对我讲了他对中国军队的看法,甚至还向我诠释了他所理解的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

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通信卫星——“铱星”组网发射时,中、美、俄三国分别承担了部分发射业务。当时,我很想从美方发射服务经理泰德先生嘴里挖几句我需要的话,却总找不到办法。

后来我留意到,“铱星”发射因其轨道的特殊性,发射“窗口”仅为±5秒,即要求发射必须在某一预定时刻的±5秒钟内完成。越接近预定的“零”秒,“铱星”入轨的精度就会越高。而我国已进行的4次“铱星”发射,发射时间距规定标准时“零”秒的误差,分别仅为0.221秒、0.216秒、0.210秒和0.190秒!不仅全是“毫秒级”的准确发射,而且一次比一次精度更高。

我赶紧找技术统计部门,拿到了美国和俄罗斯方面的发射数据,精度果然排在我们后面。我把三国的发射数据摊在泰德先生面前,终于让他用他的嘴说出我想要的话:“据我方得到的报告,在美、俄、中三国的组网发射中,中国的发射时间最准、入轨精度最高!”

采访之道,各有妙招。边学边用,其乐融融。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部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