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7年第1期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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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国外发行代号 M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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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每期定价 1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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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旭牺牲后的网络舆论引导分析

作者:■李明戈

提 要:关于空军女飞行员余旭牺牲的情况,社交媒体中舆论场存在若干议题,既有正面的哀悼祝福,又有负面的的质疑否认。经过军队媒体的及时批判与答疑,负面舆情被及时平息。这启示我们,遵循“黄金48小时原则”,针对负面舆情及时迅速反应;引入权威声音,有力准确地回应公众疑问;整合传媒资源,官方媒体与自媒体有机联动。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舆论;舆情引导

关于空军女飞行员余旭牺牲后,社交媒体中舆论场存在若干议题,既有正面的哀悼祝福,又有负面的的质疑否认。面对出现负面舆情的情况,《解放军报》与自媒体公众号采取了适当处理方法,迅速回应了网友疑问,引导舆情朝正面方面发展。

一、余旭牺牲后舆情的基本概况

2016年11月12日,空军八一飞行队女飞行员余旭在训练中,因突发事故跳伞失败而不幸牺牲。下午两点左右,女英雄离开人世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社交网络,成为舆情热点。最开始,军队媒体在社交平台上推送的内容都是关于余旭牺牲的事实性信息与纪念性情感内容。然而关于余旭的负面质疑声音出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此部分军队媒体开始回击这种质疑声音。13日,“军报记者”推出《金孔雀折翅,网上是否又在抨击》,批判小部分人对于余旭的攻击。14日,“三剑客”推出《关于余旭牺牲的6个技术性解释》,从专业角度回答关于诸如女飞行员存在意义、歼十是否可靠和特技表演是否为花瓶等问题,引发部分公众号转载。但是在11月17日,关于余旭的舆情再次出现反复,部分人发出飞行员是否值得大范围纪念的声音。针对此情况,中国军网推出《悼念余旭,不是对生命的漠视》文章,回击负面舆情,预防舆情事故产生。随后,由于新议题的产生,网络关于余旭的信息传播逐渐减少,受众转向关注其他新闻事件。

余旭牺牲后的信息传播过程可以用“正面——正面、负面并存——军媒信息引导——正面”的过程来表示。此次舆情事件中,我们发现正面舆情为主流声音,而负面舆情扩散范围小,影响力小,并未如“魏则西事件”一样,引发公众对军队的大规模质疑与批判。但是这依然警示我们必须及时跟踪舆情,正确处理负面舆情,预防关于军队的特大舆情事件发生。

二、余旭牺牲后舆情的特点及成因

(一)网上主流声音为正面评价,夹杂小部分质疑否定声音

综合此次舆情事件全过程的信息流来看,社会公众对于余旭的正面评价为主流,并且贯穿始终,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相反,对于余旭的负面评价经过军媒的批判反驳,迅速消失未造成不良影响。

当下,网络上涉军舆情信息种类众多,其中关于当代军人牺牲的信息方面,基本是正面评价,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巩固的军民军政关系。同西方国家军队相比,解放军从建军之初一直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保持和谐稳定的关系。牺牲军人是天然的社会榜样,在正常社会舆论场中都会获得肯定评价。第二,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因为军人通常是爱国主义文化的象征之一,所以社会舆论基于爱国主义传统对牺牲军人往往持正面态度。第三,公众自身利益相关性。军人承担着为公众提供国家安全产品的重任,但由于军事训练的危险性,军人在训练中牺牲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如果公众对本国牺牲军人长期持怀疑否定态度,造成军人社会形象负面,那么会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无法保卫国家安全进而损害公众利益。

(二)不同舆论场产生分化,部分负面评价试图借机抹黑军队形象

在此次舆情事件中,舆论在微信朋友圈场域和微博门户网站场域产生分化。在微信朋友圈舆论场域,未出现明显怀疑声音,原因在于微信朋友圈意见表达的封闭性与选择性。公众在微信朋友圈的信息传达以公众号推送文章为基础,加上个人意见进行转发。基于熟人社交模式下的朋友圈,个人通常以社会道德为约束,不会发表严重违反社会准则的言论进而损害个人形象,因此朋友圈基本未出现质疑声音。

关于余旭的负面舆情主要出现在微博与门户网站平台,对其负面评价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于余旭本人的发泄式咒骂;第二,诸如女飞行员存在的必要性这类技术性问题;第三,纪念飞行员是否忽略了其他职业生命的伦理性问题。这种情况是源于该平台意见表达的公开性与匿名性。一部分人由于在现实社会中的“被剥夺感”,对于正面新闻事件持激烈怀疑否定态度,以谩骂形式发泄心中怨气。另一部分人从余旭的女飞行员身份和歼十武器装备角度出发,怀疑我军飞行员人员编制的合理性以及军事装备的可靠性,质疑纪念牺牲女飞行员的合理性,进而抹黑军队整体形象,从而造成负面舆情出现。

在本次舆情信息传播中,我们发现一种针对部队的信息加工模式:关注部队新闻——引申泛化特定事实——攻击部队体制——抹黑部队形象。在微博舆论场,部分人长期搜集军队有关新闻,并故意进行引申泛化,以之攻击诋毁军队形象,需要我们准确迅速及时地处置舆情,并加大线下打击力度。

(三)军队媒体在舆论场间搬运信息,并联动多元地及时引导舆论

与以往忽略小部分负面声音不同,在此次“余旭牺牲事件中”,军队媒体针对负面舆情反应迅速,解放军报与自媒体公众号联动配合,从多角度准确回应负面评价。

11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女飞行员余旭牺牲消息在新媒体舆论场传播,随即出现了部分负面诋毁评论。解放军报反应及时,在军报记者的公众号迅速发表评论,回击部分人对于余旭的攻击诋毁。周一,公众号三剑客推出《关于余旭牺牲的6个技术性问题解答》文章,准确清晰有力的回应了网络对于我军体制装备的质疑声音。随后“余旭牺牲事件”中负面信息下降,军媒进一步推出关于余旭亲人的后续报道,并发表追悼文章。但是关于余旭负面舆情出现反复,小部分人质疑纪念飞行员是对其他职业的漠视。在17日,中国军网推出《悼念余旭,不是对生命的漠视》阐释悼念牺牲飞行员的必要性,以及官方对于其他职业生命的重视性。随后,由于公众关注点转变,新媒体平台关于余旭的信息传播逐渐减少。

三、军队媒体处理余旭牺牲后舆情的启示

(一)遵循“黄金48小时原则”,针对负面舆情及时迅速反应

以往,军队媒体在处理负面舆情中,存在反应慢的情况,往往负面舆情已经引爆了,这才发布相关评论和信息试图亡羊补牢。但是,当余旭牺牲消息发布以后,军队媒体对相关舆情信息进行了追踪,并在第一时间针对负面舆论倾向展开批判,防止负面信息在受众中产生先入为主的效果,使舆论引导工作陷入被动。在“魏则西事件”中,就是由于军媒反应速度慢,缺乏及时的引导,导致社会舆论由抨击百度转向批评军队,造成了重大涉军舆情事件。传播学研究发现,意见领袖在传播负面信息流过程中,通常会引发不明真相的受众跟随关注,并产生夹杂谣言流言的次生信息流,对于舆论事件中主体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媒体为了正面引导舆论,必须快速反应,及时介入负面信息流传播过程,发布正确的引导信息,引导公众理性看待问题,防止意见领袖单方面把握话语权,避免舆情朝负面方向发展。

(二)引入权威声音,有力准确地回应公众疑问

当今社会中,公众对于军事知识缺乏必要了解,这为某些人造谣生事提供了基础。空军作为高技术军种,对于部分技术问题,不仅公众缺乏相关知识,甚至专业媒体工作者都不甚知晓。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军队媒体不经过严谨求证就草率发声,容易被某些人抓住漏洞大做文章,进一步发酵舆情,诱导公众攻击军队形象。传播学研究中发现,高可信度的信源在短期内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军媒面对专业问题,必须依靠专家做出权威的解答,获取受众信任。在余旭牺牲后的舆情中,微信号“三剑客”推送的《关于余旭牺牲的6个技术性问题解答》和第一军情推送的《我们为空军和飞行女飞行员辩护》文章,借助空军专家发声对此事作了权威的解释,回答了为什么要有女飞行员、歼十飞机是否可靠和特技飞行的实战意义等专业问题,瓦解了负面舆情信息存在的理论基础。这些专家解释对于解答公众疑惑,消除负面舆情存在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启示媒体工作者重视专家权威的作用,发挥专家的高可信度作用,通过日常与各行业专家保持联系,为日后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引导公众舆论打下基础。

(三)整合传媒资源,官方媒体与自媒体有机联动

当下,军队内部的传媒资源存在分散、联系性差、融合度不高的特点。因此军媒发展的大势所趋是整合传媒资源,实现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合,以及官方媒体与自媒体的协力引导舆论。余旭牺牲后,官方媒体发挥了舆情监测的作用,在各舆论场中统一发声批判错误的诋毁英雄形象言论。自媒体公众号则扮演了回复公众焦点问题的角色,通过一系列解答疑惑的文章,使得别有用心之人的评论无法立足。官媒与自媒体的相互配合,有力地争取了广大受众站在军队媒体这一边,营造了广泛的哀悼牺牲女英雄的氛围,引导了公众抵制部分别有用心的负面舆论。

在以往处置负面舆情的事件中,我们的官媒与自媒体缺乏联动,出现过一方发声,另一方没有发声的现象,造成负面舆论甚嚣尘上,给舆论引导工作造成被动。因此,在未来的舆情处理中,官媒与自媒体之间可以建立联系机制,选择各平台合适的传播内容进行配合,避免同质化发声,强化舆论引导能力与自身公信力。

(作者单位:75706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