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7年第1期传媒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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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传播机制与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

作者:■张萌

提 要:奥尔波特谣言传播的基本模式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从谣言传播的主体——人解释谣言的心理,二是从谣言传播机制的客体——谣言本身。当一则信息重要而且又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时,公众可能会通过事件的情感暗示产生各种幻想、猜测,在各种需求的推动下,形成了谣言的传播。当所发布信息模糊、不全面时,很容易引起公众的负向心理积淀,使得政府在“塔西佗陷阱”的泥淖越陷越深。

关键词:谣言传播;政府公信力;塔西佗陷阱

美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谣言传播的机制,他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提到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谣言传播的基本公式R=i×a,公式中的R=谣言(rumor),i=重要性(important),a=模糊性(ambiguity),重要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如果两者之中有一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后来的学者在奥尔波特模型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进行了补充与完善,1953年克罗斯(Kroos)在其公式中加入了一个阻碍谣言传播的主观因素,即:R=i×a×l/c,这里的c(critical ability)表示的是“人的判断能力”。在微信时代,国内学者匡文波增加了强关系(strong tie)一项加以完善,将公式补充为R= i×a×s,s代表强关系(strong tie)。后来学者对奥尔波特公式的补充都是有益的完善,但是从谣言传播的根本机制来看,最核心的还是奥尔波特提出的两个基本条件——事情对主体人的重要性(i),事情本身的模糊性(a)。奥尔波特谣言传播的基本模式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谣言传播机制中的主体——人解释谣言的心理;第二,谣言传播机制中的客体——谣言,信息的模糊性。本文以谣言传播机制中主体的谣言心理与客体信息的模糊性作为分析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模糊的信息以及谣言的传播是如何将政府公信力的塑造逐渐推向“塔西佗陷阱”的。

普布里乌斯·克奈里乌斯·塔西佗(PubliusCornelius Tacitus)在《历史》一书中提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即后来西方政治学中的知名定律——“塔西佗陷阱”。该定律可以理解为: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不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在发生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或公众事件时,政府发布的信息不及时而且遮遮掩掩,当谣言传播的两个条件具备后,很容易引起广泛传播,尤其是在网络时代,谣言传播的成本大大降低,谣言的传播使政府的公信力进一步丧失,形成并且加剧了“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如下图)。

1.利己作用下的公众心理

当一个事件与公众的利益切身相关,具有一定的重要性(i),公众的利己心理便会产生一定的同化作用。奥尔波特认为绝大多数谣言之所以能传播都是出于传播者某些自私的原因。在利己心理的作用下,再加上有用信息的缺失,会促使公众出现以下心理机制,从而加速了谣言的轻信与传播。

事件的情感暗示使公众产生各种幻想。当一个事情对个人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又缺乏对该事件的详细的解释、评论信息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便自行寻求解释,开始想象一些不着边际的后果。2015年8月发生在天津瑞海公司所属危险品仓库的大爆炸轰动一时,产生了各种猜想式的谣言,有消息称“爆炸原因系乙醇罐爆炸”,这条谣言完全是无根据的猜测,但却被很多急于知道事故原因的人们信以为真。公众情感暗示的作用不可小觑,当公众对政府不信任时,再加上信息的模糊,公众很容易滋生出对政府的反感甚至是憎恶,进一步幻想出公权力的“专制”“暴力”“不可信”等想法。

人们想要理解并简化复杂事件的需要。相比于那些遥远的、模糊的、不易于辨识的理由,人们更愿意接受那些具体的、近期的、戏剧性的原因。谣言传播最重要的心理根源之一,便是人们想理解并简化许多接踵而来、发展迅速的复杂事件的需要。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比起迟迟不来的真相、原因、经过,当一则看似“合理化”“有凭有据”的谣言出现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接受这种能够解释他们眼前疑惑的信息,哪怕知道这些信息有可能是不真实的。

谣言成为公众情绪发泄和自我辩解的渠道。奥尔波特提出“互补投射”的概念,他认为人们有时候会假定他人有某种行为,从而为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合理”解释。当谣言成为公众发泄的渠道或者是自我辩解的渠道时,对公信力会形成极大的挑战,例如,在雷洋事件中,网上流传一段“电击雷洋”的视频,公众在消息不全时产生对相关部门的指责、厌恶和不满,这时一则“电击雷洋”的视频出现,人们立马加入传播复制行列,因为这则视频成为了一种群众不满情绪看似得到“证实”的“证据”,一种自我辩解的心理便形成了——“果然是工作人员执法失当造成的”“执法部门果然有问题”“他真的被电击了”等等。

人类的各种需求成为推动谣言的产生。人类的各种需求成为了谣言最直接的推动力,比如性兴趣会刺激许多性丑闻以及花边新闻的出现;焦虑、恐慌变成了恐怖威胁性谣言传播的动力,2011年发生在日本东海岸的地震在中国引起的“抢盐风波”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仇恨、厌恶的情绪促进了指责性谣言与诽谤的产生;希望与渴望式的白日梦型的谣言……2016年8月朋友圈流传这样一条谣言:“谁的群多,请帮忙发一个信息:省人民医院从即日起免费给0-14岁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农村孩子治疗,可以咨询电话:****”,人们基于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期待与渴望,或者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占便宜”的心理,而去制造或传播关于这种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谣言;“知情”满足了传谣者的妄自尊大与寻求注意的心理,公众往往会期待通过弥补信息的空白寻求自我满足感,通过获取信息来获取一种安全感。

2.模糊信息的形成

随着我国逐渐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有些矛盾和问题不断浮现,例如,有的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缺乏合理的考量,导致政策的实施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给公众增添了不少手续上的不便,还有的政府部门信息不够公开和透明,工作人员缺乏耐心等等,这些让公众逐渐丧失对政府的信心与支持,再加上一些现存的事关百姓利益的问题常年没有得到解决、疏通,更加剧了政府公信力的“负向沉淀”。为什么政府部门在危机处理时无法及时地提供全面、真实的信息?这一方面与政府长久以来的“维稳”思维有关。负面消息发生的第一时间,总是最先想到“摁下去”、“掩盖住”;再加上有的领导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一手想“摁住”自己的“乌纱帽”,另一手便试图通过各种渠道来封锁信息。除了主观上对消息的“封堵”,还有客观的原因。有的事情迟迟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确实,是因为事件的复杂使得调查难度加大,降低了政府部门的效率。但是即便如此,公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会让公众倾向于忽略这种客观原因而将一切归责于政府的不作为,也即陷入“塔西佗陷阱”。

信息的模糊使得公众在没有充足信息的情况下,会轻信、传播一些没有事实根据的谣言,对政府不信任的情感暗示会使得公众进一步把谣言当成是宣泄对政府不满情绪的渠道,从而使得公众舆论与政府舆论逐渐走上决裂,政府失去了引导舆论的主动权,甚至官方的声音不再具有公信力。第一时间遏制谣言的产生势在必行,2016年7月23日发生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伤人事件就在第一时间得到了妥善处理,在事发当日,相关政府部门成立了调查组开展调查,在8月24日调查组向公众公布了一份非常详尽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披露了死伤者被老虎袭击的细节,具体到了每分每秒事件的进展,而且对于摄像头拍摄不到的细节也进行详细的介绍。此次相关政府部门对老虎咬人事故的调查处理方式堪称政府危机公关的经典案例,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给公众一个非常详实的现场还原,对有关部门的问题不逃避,对公众的疑惑逐一给予解答,这些举措都直接铲除了谣言滋生的心理土壤,对公众对政府的信心是一次正向的提升,只有在这样一次次正向的心理积淀中,政府才能够逐渐走出“塔西佗陷阱”。虽然谣言具有非常强的迷惑性,但是公众的“谣言意识”的逐渐树立也是不可忽视的,谣言并非简单的“皮下注射”,公众甄别谣言的能力会在不断的试错中提升,帮助公众建立合理的“谣言意识”势在必行,帮公众树立小心正当的怀疑意识,但也要警惕这种意识滑向绝对怀疑主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