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7年第2期军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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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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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记者的文学视界

作者:■刘丽群

提 要:战地记者已有200多年历史,创作了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但是,无论哪种文体,都或多或少会有“新闻体”的影子,也不知不觉会留下战争文学的印痕,因为战地记者是战争真相的记录者,也是战争历史的见证者,文学作品的书写者,因而关注战争中的真相,反思战争中的人性,追寻灵魂深处的英雄,就成为战地记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关键词:战地记者;战争文学

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s),又称“随军记者”,最早诞生于19世纪初的欧洲,是随着近代报业与军事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战地记者在战场上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采写战地报道,因此,他们的特殊活动不仅贯穿了整个近现代新闻史,而且也贯穿了近200余年的战争史。战地记者包括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摄像记者等,在炮火纷飞的前线采集到的信息,既能为外交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又能为军队和国家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而战争中的新闻素材也会成为一部分战地记者在战时或战后创作文学作品的“第一手材料”。战地记者书写的战争文学作品是世界文学景观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不怕死、不怕苦,能抗压、不造假,记录战争真相、关注战争中的人性和战后创伤及自身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使作品充满血与火考验的生命张力,并带有浓重的战争底色的厚重。

一、战地记者对战争文学创作的优势

1854年2月,34岁的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威廉·拉塞尔爵士,随皇家近卫军前往马尔他,从前线传回《轻骑兵旅冲锋》,发表在《泰晤士报》上,成为战地通讯名篇;1883~1884年,他在埃及报道亲历的第10场战争时已64岁高龄。新闻史学认为,拉塞尔的出现,象征着专业记者的成熟,“记者作为某种民间英雄开始出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在事发现场无所畏惧地发掘事实真相,这一神话可以说就源于这个时期”,他用实际行动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树立了楷模,确立了基本行为准则,那就是真实、客观地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种精神激励着心怀抱负的一代代战地记者。自拉塞尔首创战地特派记者之后,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战地记者的身影,因此,他被后人尊称为“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

在俄军历史学界,通常认为尼古拉·别尔格是俄战地记者第一人,但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正在军中服役的托尔斯泰曾积极筹办战地报纸,并在1855年6月号的《现代人》上刊登了颇有影响的战地手记《12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比别尔格发表在1855年7月号的《莫斯科维亚人》上的战地特写《塞瓦斯托波尔10日》早一个月,因此,托尔斯泰堪称严格意义上的俄首位战地记者,他的战争文学作品《战争与和平》,把千头万绪的多线索结构巧妙衔接得天衣无缝,在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不漫画化的历史真实中融合着人物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艺术虚构,在巨幅群像中既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这种细腻地刻画个体形象的真实客观描写,使主人公在波澜壮阔的生活中展现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等军事题材的作品,都是根据其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也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纪录片《二战启示录》中的最后几个镜头,展现了战地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为子孙后代记录那场惨烈战争的场景。诺曼底登陆,是二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大规模攻势,伦敦《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参加了战斗,与美军第八和第九航空部队一起执行了14 次飞行轰炸任务,报道了D 日登陆,以及乔治·巴顿将军的美军第三集团军穿越法国和德国的挺进,之后他历时10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小说《最长的一天》。瑞恩从1959年出版《最长的一天》,到1965年出版《最后一役》,再到1974年《遥远的桥》出版,他54年短暂的一生中,与二战结下不解之缘。瑞恩用的“武器”不是相机,而是他的眼睛和心灵。亲历战争的他,看到了,听到了,感受到了,所以,他的余生就在研究和书写战争中度过。

与瑞恩经历相似,日本战地记者开高健,生前的30年时间里,跑了世界上43个国家,而他在美越战争期间,作为《朝日新闻》的特派战地记者,三次亲临前线,和士兵同吃一锅饭,同住一条战壕,因此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他文学前进的方向。围绕越南战争,他创作了“黑暗三部曲”——《发光的黑暗》《夏日的黑暗》《花落的黑暗》,以及纪行《越南战记》等。在这些作品中,他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把自己在战场上的感受融入其中,形成了以心理描写等为特色的“开高体”。开高健在1963年以后发表的作品大多是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题材,具有较浓厚的人道主义倾向,而就其艺术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同时,也充分运用日本文学传统中的想象,把现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二、战地记者对战争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特质

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约翰·斯坦贝克,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以《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战地记者身份去了英国、北非和意大利;1966年初,他又作为纽约《新闻日报》的战地记者前往南越。在他的大部分新闻纪实性作品和小说中,更着意刻画的是在人类生存和生活看起来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巨大痛苦中,没有被击垮、没有被磨灭的人性尊严的那部分,比如他在《愤怒的葡萄》中就巧借主人公之口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熟悉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斯坦贝克,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同时,他的小说也将写实风格与幻想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后来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以英雄主义品格凡人化为创作理念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曾在卫国战争期间上过前线,写过通讯、特写和短篇小说。1943年开始发表反映卫国战争的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被称为当代苏联军事文学新浪潮的开篇之作;1965年,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肖洛霍夫的作品没有拔高人物的行为和涂抹理想主义的色彩,而是真实地描写了主人公的家庭悲剧、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因而他的文字散发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气息。他一贯坚持艺术真实要遵循生活真实的原则这一写作风格,这与其曾作为战地记者亲历前线不无关联,他曾告诫年轻作家:“作家在小事情上违背真实便会引起读者的怀疑,读者会想,在大的问题上可能他也会撒谎。” 敢于面对现实秉笔直书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他尊从的艺术良知,也是他在现实主义美学上的独创。

埃德加·斯诺1928年离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来到中国,在上海任《密勒支评论报》助理主编,后任《芝加哥论坛报》、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东南亚记者。他采访报道的足迹遍布中国大地。“9·18”事变后,他曾走访过东北、上海战线,发表过报告通讯集《远东战线》。他称赞新四军:最大资产,也许就是他的革命传统,那就是有组织方法,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战斗的战术;他夸奖八路军:已经成为一种英勇的传说,这传说在它万次战斗的记录中,象征着每一个作战的人都必须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战斗的品质:忍耐、敏捷、勇敢、指挥的天才、不屈不挠以及——也许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战胜。这些结论显示了斯诺作为一个进步新闻记者敏锐的洞察力。1936年6月,他冲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进入陕北红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位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接受他的采访;1937年,他在英国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犹太裔中国人,也是为数不多几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15岁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照亮了爱泼斯坦的心;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爱泼斯坦的情;他把《黄河大合唱》译配英文歌词,用多种乐器伴奏,使这部音乐作品也深深打动了美国人的心。“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和作家”,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边陲各地。24岁的他,在抗战初期艰难的岁月里写下了《人民之战》一书,他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斯诺称道:“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文学史上带血的战争记忆的作品,既见证了一个个国家和一个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也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璀璨夺目的扛鼎之作。因此,可以说,战争改变了战地记者的人生命运,而战地记者的战争文学作品也改变了世界文学史。

三、中国战地记者对战争文学创作的贡献

东汉王充有言:读书如涉水,“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萧乾曾说,记者“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他是个哨兵,甚至是个侦察兵”。侦察兵的阵地永远在前线。唯有迈开脚步,才能逼近真实;唯有说服了自己,才能去告知大众。1936年,斯诺在《星期六邮报》上预言:“日本不久要招来一场行将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该报上预言,殖民主义必将灭亡。从斯诺身上,萧乾学到了作为新闻记者的优秀品质:揭露邪恶,反对横暴,扶持正义,捍卫真理;到民众中,了解他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向往什么,憎恨什么。社会需要好的文学作品,而在战火中洗礼、走出硝烟的战地记者,他们凭借自己对硝烟弥漫的战场的观察与反思,通过历练与提炼,留下了不朽之作。

抗战中首名为国捐躯的战地记者方大曾,是经中国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引荐,迈入战地记者行列的。1912年出生的方大曾,1930年考取中法大学经济系,在大学里参加“反帝大联盟”,参与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后联合诗人方殷共同主编《少年先锋》。1936年,他和范长江相遇,到天津《大公报》工作。同年11月,在北平写成《宛平之行》,后辗转河北唐山、昌黎等地,采访冀东伪政府辖区,完成《冀东一瞥》;12月,他到绥远抗战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采访,完成《绥东前线视察记》,并拍摄了数百张珍贵的照片。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3天后,他前往卢沟桥采访,并在报道中写道:“我在第一时间到达”;9月30日,他从河北寄出《平汉北段的变化》一文,从此再无音讯。

萧乾在二战中亲历两次伦敦轰炸,又随美军挺进莱茵河,也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后来,转入小说创作的萧乾将自己的记忆、感觉、情绪合成意境,他追求小说的诗意效果,并通过儿童天真、自然的心理逻辑与他们的眼中所展示出来的成人世界的人生逻辑之间的冲突来揭示社会的违情悖理与世态炎凉,这也成为萧乾小说十分重要的艺术特色,比如小说集《篱下集》和《栗子》中有三分之一作品的人生世相是通过儿童的眼光来获得展示的,而且他的小说的常见主题是表现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与不幸;《雨后》写的是一个被丈夫抛弃、又遭人蹂躏致疯的少妇的悲惨命运;同时,他的小说还带有明显政治上的愤激情绪与个人的反抗色彩,《邮票》就是通过“我”与一个从东北转学来的同学对一枚“满洲国”邮票的不同反应及感情差异来表现对东北沦陷、国破家亡的义愤。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烙刻:记忆中的影像》一书中,战地摄影记者高亚雄回忆了上甘岭战役,“我当时是15军(军长是秦基伟)45师(师长是崔建功)的摄影员,那时每个师都有专职摄影员。那时不叫记者。上甘岭战斗中我也在坑道里,在总共43天的战斗里,我近20天在前沿阵地。坑道里被炸得一直在掉土,没有任何亮光,空气混浊。毒气、凝固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炸药包……敌人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坑道里大小便不能及时处理,烈士的遗体不能及时掩埋,硝烟味、硫磺味、血腥味、屎尿味弥漫在坑道里,让人窒息。坑道里最缺的是水,压缩饼干根本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甚至要喝尿,但是没水喝,尿也很少啊……”“有一个战士叫王仕佑,他带着另外两个战士一直在坑道里、战壕里穿梭着打,先后消灭了几百个敌人!回来时浑身是土和血,什么也听不见——耳朵早被震聋了!那形象多感人啊,可惜我就没想起来拍,只拍了他在坑道里给祖国人民写信的镜头。假如有现在这样的技术和观念,那我一定会拍很多照片的。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是‘时代的遗憾’。”

曾在解放军报社工作过的徐怀中,在其战地日记《底色》一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胡志明小道”上15万被遗忘的女性——抗美救国志愿青年突击队。战前动员时,她们被承诺“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粮食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返乡后,她们只是志愿者,志愿者不在军队编制内,不享受复员战士待遇,领不到复员费,也没有分配工作这一说。”作者写道:如果人的承受力有极限,“那15万女志愿者会因为触到这个极限而无一生还”。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精神的表达者。”巴尔扎克指出:“教育他的时代,是每一个作家应当向自己提出的任务。”《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最看重的是他写的《没有人给他写回信的上校》,因为走下战场,可怕的不是贫穷,可悲的是孤独,特别是灵魂的孤独,因为他们是在用生命为国而战,而政府却用一纸空文来承诺。

写出家喻户晓的《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在《与青年朋友浅谈军旅文艺创作》时讲道:“诗意历来栖息在大地上,作品来自火热的生活中”,他把自己的成功归于“生活对我的丰厚馈赠”,当他目睹护送自己的两名巡逻哨兵的牺牲,当看到牺牲的战士们的欠账单,以及烈士留下的血染的全家福,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写出“姓军为兵铸军魂”的作品。战地记者是以笔、照相机、摄像机为枪的士兵。海明威、海勒等人通过自己的战争小说创造了“单独媾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新词。同样,中国的战争文学也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典故和成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战争文学是一个纵横古今、包罗万象的文学现象,是一个与其他文学作品和文学样式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文学现象,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的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而战地记者的文学视界正如阎肃同志所言:“我们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 “新闻体小说”“非虚构小说”“纪实体小说”“报告文学”等文体的战争文学作品,不仅开启了新闻纪实体战争文学的新视域,而且还是时代愿望的体现和时代精神的表达。坚守正义、站在精神和道德高地上的战地记者们创作的战争文学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史,这些作品穿越岁月的沉重,带着血色年轮,走进了新的时代。在世界新格局下,在媒体转型中,过去、今天乃至未来的战地记者,用战争文学这一特有的方式记录战争、反思战争,其目的就是通过凝重的战争记忆呼唤和平、崇尚道德,尽管战地记者不能阻止战争,但揭露战争、说出真相,是战地记者永恒的职责使命与历史担当。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记者部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