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2017年第5期军事外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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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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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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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发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

———“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对外宣传路径优化的几点思考
作者:■罗有为

提 要:作为我军对外宣传的重要内容,“和平使命”系列演习的外宣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还应转变观念,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好:一是变“绝对正面”为“正面为主”,二是变“直白表露”为“潜移默化”,三是变“宏大叙事”为“细节表达”,四是变“一副面孔”为“分众传播”。

关键词:“和平使命”;对外宣传;路径优化

“和平使命”系列演习,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中外联合反恐军事演习。自2005年始,已成功组织8次。在历次演习中,参演各国高度重视宣传工作。我军更是将军事外宣作为演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媒体联络部门,组织精干报道力量,科学统筹外宣工作,积极扩大联演影响。总的来看,这些措施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但与我军外宣应有的地位作用相比,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我国的军事对外宣传,应该向世界发出响亮而悦耳的声音,这样才能取得最大的舆论效果。笔者认为,“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对外宣传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优化。

变“绝对正面”为“正面为主”

在“和平使命”系列演习的对外传播中,有的外宣媒体过分强调正面宣传,在报道我军成绩时不遗余力,对涉及我军训练事故等非正面的消息则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甚至沉默失语。这种追求完美的做法,反倒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

比如,在2005年举行的首次“和平使命”演习中,我空降兵空投后,一辆战车因伞降系统未及时脱落而被大风带翻。这本是演习中的一个小插曲,并未进入我外宣媒体的报道视线,但凤凰卫视没有放过这个问题,进行了独家报道。事后,虽然有军事专家指出空投不确定因素多,外军训练也允许有一定的失误率,但先入为主的报道还是对首次亮相联演场的我军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此失语的我外宣媒体的公信力。

相反的例子发生在“和平使命-2009”演习中。当时,我军一架飞豹战机在准备打击地面目标时坠毁,两名优秀飞行员牺牲。新华社一线记者第一时间报道了这起坠机事故,很快被境内外媒体大量转载。按理说,这则消息可以归入“非正面新闻”一类,但读者大都能够理性看待,很多网友评价“看得出是真打真练了”。西方媒体在引用这个消息时,也没有长篇累牍地做过多的负面解读。

由此可见,对非正面的重要新闻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非但没有影响我军形象,反而使受众对我军有了更客观全面的认识。实事求是的非正面报道,有时也能收到正效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在今后的“和平使命”演习外宣中,应避免“报喜藏忧”“掩耳盗铃”的做法,在坚持正面为主、大力宣扬成绩的同时,开诚布公、恰如其分地呈现我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平衡报道掌握舆论主动,树立我军“开放、透明、自信”的良好形象。

变“直白表露”为“潜移默化”

有外宣专家指出,在“和平使命”系列演习报道中,西方媒体善于把“宣传”伪装成“新闻”,而我们则经常把“新闻”硬生生地改造成“宣传”。

比如,西方媒体除了报道联合军演的事实外,将大多数笔墨放在了通过军演讲述中国军力上,并透过中国军力的发展延伸到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的变化。这些报道巧妙地将事实与观点相互融合,看似非常客观,但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

反观我方的一些报道,虽然也有表明观点的新闻,但表述显得有些生硬直白。拿“和平使命-2010”演习来说,我方组织采写了一篇《强有力思想政治工作确保中方参演部队士气高昂》,以宣传我军的传统政治工作优势,但这篇稿件却少有其他媒体转载。

问题可能出在稿件的政治立场和宣传意味过于鲜明。在西方语境中,“宣传”一词被认为是带有政治意念的灌输和洗脑的意味,会引起受众天然的警觉和质疑。因此,在今后的“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外宣中,应努力减少报道的政治味、说教味和宣传味,尽量淡化立场。

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隐形信息往往较显性信息更具心理影响力和渗透力。在“和平使命”外宣中,我们要注意对新闻信息和我方观点立场进行“包装”。特别是对那些缺乏共同语境的宣传议题,无论是涉及社会制度、政治信仰还是意识形态,包括我军政治工作方面的传统优势等内容,都应积极转换表达方式,对其改头换面,用西方受众“听得懂”的话来对其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避免功利色彩浓烈的话语引起受众的对抗意识和逆反心理。

变“宏大叙事”为“细节表达”

据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对“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对外报道反馈信息的统计,海外用户最大的意见是,部分新闻稿件未充分考虑受众的阅读习惯,常见整齐划一的群体形象,鲜有鲜明的人性故事,很难留住读者的目光。

个中原因,就在于部分外宣媒体惯于“宏大叙事”,关注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多,关注细节、关注个人少,概念化、标签式的语言用得多,个性化、独特性的表述用得少。报道的模式,大多是“万人千车”“群情振奋”“官兵们纷纷表示”等,少有关注个人经历、生活情感的稿件,导致参演官兵个体形象不够鲜明。

即使是关注个人的稿件,也多因不适合境外受众的阅读习惯而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有的文章报道参演官兵责任心强,带病坚持工作,受众则认为这样不尊重人权。再比如,有的报道说某名官兵视任务重如山,爱人分娩、父母病危仍一心扑在工作上,境外受众则认为这样的人没有人情味。至于因抢救装备而致伤致残的报道,作者觉得是在宣扬好人好事,境外受众却认为这是不讲科学地蛮干。

客观地说,对外军事宣传具有跨地域国界、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特点,语境上有天然的障碍。为使境外受众能够准确理解我们的信息和思想,我们必须在宣传语境上接近其文化特质,少“宏观叙事”,多“细节表达”;少“不近人情”,多“人之常情”。否则,就会因为彼此没有“共同语言”而难以沟通,出现“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现象,甚至使对方产生误读与误解。

生动而真实的细节最打动人。在“和平使命-2016”演习期间,我前方记者将镜头聚焦基层官兵,推出《型男齐聚,谁最帅气》《联演官兵是怎样炼成的》等很接地气的报道,受到受众好评,并被广泛转载。这启示我们,好的宣传应该是可亲可近、回归人性的。在今后的外宣工作中,要注意通过细节表现新闻主题,把宣传视角回归到普通人的角度,通过鲜活生动的人物和故事,使受众产生信服和信任,在“共情”中接受我们传播的内容。

变“一副面孔”为“分众传播”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但是,受传统宣传理念和思维定势的影响,在“和平使命”系列演习中,我们对国外受众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和价值观等与我军的差异研究不够,外宣针对性还不够强。主要表现为“内外不分”“外外不分”,以“一副面孔”出现在多个国家的受众面前。

期待一篇稿子“放之四海而皆准”,事实上很难达做到。因为,对外军事宣传的对象主要是境外普通民众,其构成比较多样:既有非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受众,也有中立国家和地区的受众,还有友好国家和地区的受众。

面对复杂的情况,在今后的“和平使命”演习外宣中,我们必须通过切实有效的方法途径,摸透目标受众的真实心理,“对症下药”地搞好分众传播,以化解敌对势力的戒备与恶意揣测,消除受蒙骗者的误会与误解,获得友好人士的信任与爱护,并赢得中立方的理解与同情。

具体来说,对“和平使命”系列演习参演的上合成员国开展外宣时,应着重强调我国我军与他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和传统友谊,在报道中注意国家与军队之间的对等、平等的关系,防止出现抬高我国我军、矮化他国他军的文字表述。

对上合成员国之外的周边主要国家开展外宣时,要着重阐释我方“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和“不针对第三方”的明确立场,帮助他们分析解读我军联演的性质和目的,避免引起他们的误解误读和过激反应。

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我军外宣媒体应“求同存异”,注意寻找情感共通的空间,特别是应该寻找我军与西方军队的相同点,让西方受众通过共情来理解我方立场与做法。

以“和平使命-2016”的举办国吉尔吉斯斯坦为例,其境内的东干人是约19世纪从中国迁出的回族人,大多能讲甘肃口音的简单汉语,婚丧嫁娶的习俗也和国内差不多。其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楚河河谷是连接中亚与中国西北的捷径,在历史上一直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咽喉。对其开展外宣时,可以从共同的文化风俗入手。同时,巧妙地把我和平联演同“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及中吉交流的悠久历史挂钩,宣扬我加强交流的良好愿望,努力实现稳定中吉边境的政治目的和繁荣双边贸易的经济目的。

(作者系人民陆军报社二编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