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吴之非的新闻评论

作者:■张弛

在《解放军报》发展史上,吴之非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在他主持下,《解放军报》实现了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他对军报的评论写作改革,也有突出的建树。吴之非从1960年担任评论员,1975年至1984年担任评论处处长、副处长,算起来,专职搞评论长达25年;后来当了总编室主任、军报总编辑,仍然坚持自己动手写评论。报海沉浮,世事波澜,他的评论,有即时奉命的应付之作,也有思想解放的辉煌时期。在“文革”之后,逐步形成“简洁明快、直白犀利”的评论风格,给军报评论史留下精彩的篇章。

饱受“写也难、不写也难”的苦恼

吴之非的新闻生涯,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极为复杂的历史阶段。对于搞评论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工作。评论的选题常常不决定于作者。想写的不一定能写,不想写的却非写不可,难免有违心之作。

1976年天安门广场发生“四五运动”,当时定为“反革命事件”,军报发不发评论?时任评论处处长的吴之非,想法是拖,但苦于找不到说法。正好张春桥批示军报转发《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时,不免有一种解脱之感。尽管无力影响大局,毕竟良心无悔。

回头看吴之非在1960年到“文革”结束的很多评论,大多带有时代的局限,很难站得住。这并非《解放军报》一家如此。但是军报一些臭名昭著起了极坏作用的社论、按语,他却没有参与。所以“文革”结束后,他和军报评论处的同志,背上没有“包袱”。

“文革”结束后,关于要不要公开检讨“文革”中军报在宣传上所犯的错误,在编辑部内部有两种意见。吴之非是主张公开认错的之一,并且执笔写出了1979年2月22日那个超长的编者按。这篇按语公开承认《解放军报》一度被林彪、江青所把持,承认那时军报在新闻界是带了头的,调子是最高的,所起的作用很坏,今天正在坚决地逐步地加以清理。吴之非写过上百篇按语,这一则自我批评的按语,他认为是最有分量的一篇。

3年的评论辉煌时期

吴之非搞新闻评论几十年,其中1978年到1980年这3个年头,是他写评论的辉煌时期。数量之多,被地方报刊转载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

这一段时间,他写的最有价值的评论是宣传思想解放。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思想空前活跃,而他正处于50岁上下、思想和经历成熟的时期。他在这一时期写的《讨伐帮八股》《少说空话》《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等评论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大多被《人民日报》转载或摘要转载。

1981年4月,吴之非为军报撰写的评论员文章《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武器肃清错误思想影响》,最早公开在报纸上批驳“左比右好”的思想——即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左是内部问题,右是敌我问题;也澄清了一种误解——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反左,四项基本原则是反右;或者说经济上要反左,政治上要反右。他在评论中提出,不要用一个框子去套,什么事情都贴上一个左或者右的标签,是什么问题就纠正什么错误,实事求是,用正确思想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当时,在报界和社会上都有一个“说三道四”的问题。恰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一天各自发评论,隔日两报又同时转载对方的评论,都强调三中全会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完全一致,因而社会上流传的《人民日报》说三、《解放军报》说四的议论就随之淡化了。

1979年5月,军报在一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 提出“我们军队的同志要抓紧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课,要重新好好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这是针对1979年初由于边境战争,军队未能充分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情况。但补课的意见并没有来自上级的指示。这在当时是冒尖和极具创意的,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政治敏感。1个月之后,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海军领导同志汇报时讲了补课问题。吴之非接着连续写了《补课要补到实处》《敞开思想讨论》《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等多篇评论,有的还引发了争论。吴之非是一个说话和气的人,但在思想上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一段写的评论,话说得很直,直言不讳,思想和语言都是鲜明的、生动的。

倡导大家都来写评论,总编辑带头

吴之非长期主持评论部门的工作,他主张评论要开动“两条腿”:一条腿是专业的评论员,一条腿是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他写过一篇文章,提倡《都应该学会写评论》。他甚至认为报社不一定要专门设评论部门,为什么?第一,历来办报的领导同志都是写评论的。第二,作为新闻工作人员,武器基本上是两种:一是新闻,二是评论。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到了1985年之后,他担任报社总编辑的时候,更鲜明地批评有的社领导不给报纸写文章。“既不写文章,也不出思想,也不做具体的报纸业务的组织工作,这能不能叫新闻工作者?”这样尖锐的批评,他不仅在党委会上讲出来,而且写出来发表在编辑部内部刊物上(见《军报生活》1984年5月18日《我们报纸要改革的地方甚多》)。1985年,他参加讨论精简整编、裁军100万的军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为军报写了社论《历史性的会议》。这是他为军报写的最后一篇社论,《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发通稿。

吴之非提倡社论、评论员文章署作者名字。他在中国记协开会时,提过这个建议,引发热议。他认为评论署名是中国报业的传统。苏区《红星报》发的社论,就署有彭德怀、陈毅等作者的名字;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大多“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仅胡乔木就写过50多篇,都是署名的。至于《大公报》的成名,更是得益于张季鸾、王芸生执笔写的社论。

1984年11月,时任军报总编室主任的吴之非,积极建议开办《星期刊》。这在首都各报中,除中国青年报外,军报是第二家。首期于1985年1月出版。在一版上,开辟了一个《星期日评论》专栏,评论署作者名字,这在首都各报是第一家。他亲自动笔,写了《千里马、老黄牛二者都要》《关于讲面子》《少夸数字》《兼职问题》等一批短言论。3个月之内,《星期日评论》发表13篇,他写了7篇。其余也是他出题目约人写的。军报一批评论高手,前驱、林剑、费洪智、卢文华、宋维等,纷纷出马,一时脍炙人口。

遗憾的是,积极提倡评论署名的吴之非,自己的评论却多用笔名而少见真名。最有名的那篇《千里马、老黄牛二者都要》,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署名为史索。据他的夫人林彬大姐统计,吴之非为军报撰写评论上千篇,除了署本报评论员外,至少用过19个笔名。这其中,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个人也引为遗憾,认为在推动评论署名上走得慢了一点。

直白犀利的评论风格

吴之非的评论风格,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直白犀利”。这从他的评论标题中就可以感受出来:《旧闻,但值得讲讲》《莫让老百姓背后骂》《打假,同时要治假打》《也议不请吃、不吃请》……这种评论风格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痛快淋漓。

1977年10月16日,军报发表吴之非执笔的评论员文章:《讨伐帮八股》,其中概括了帮八股的八大表现:一、造假;二、空喊;三、不讲理;四、绝对化;五、影射;六、千篇一抄;七、强奸民意;八、诱以名利。他在文章中写出了从十年内乱中过来的人的共同感受,在军内外反映强烈,成为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武器。这篇评论是个标志,表明《解放军报》的评论终于越出了命题作文的老路,敢于面对现实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了。

从评论处处长到总编室主任,吴之非很重视《供您思考》《群言堂》和《星期日评论》这样的短言论专栏。与过去动不动用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相比,最大的变化是空话少了,文字短了,《供您思考》二三百字,《星期日评论》不过五六百字。《群言堂》也只是千字文。其次是少了居高临下的“社训”味道,尽量避免用指示、指令的口气,多用说理、商量的口气,涉及问题的面也宽了。不只是工作,还有生活,军队中的社会问题等等。

吴之非并不认为评论文章应该不朽,像经典一样让人们长期阅读,“这个要求不现实也不恰当”。好的评论应该能够解决问题,但也不可能管好长时间。有些评论一搞就成套,恐怕与总想让人家印成小册子的历史经验不无关系。这个看法还是颇有见地的。

1986年初,在杭州召开的记者蹲点会议上,他讲了《解放军报》公开发行的设想,准备搞一系列新闻改革,其中包括改革报纸指挥中心、培养名评论员等,有十七八条。如果不是他在1987年患病,军报可能在改进评论方面会有更多的动作。

报社领导历来提倡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版面上记者是署名的,编辑过去不署,现在也署名了。但评论员至今还没有署名。这可能是评论难有个性的一个原因。

时下有些新闻评论存在一个毛病,就是针对的问题口子太大,不是就事论理,总是从概念到概念,只提论断式的普遍性的要求,缺少细致的递进的分析;而且特别喜欢排比句,排列得很规整,听起来很美,却都是概念性的套话。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生活中谁这样说话呀?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