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论中国近现代舆论监督观念的衍变

作者:■马丽

提 要:舆论监督是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概念出现的,它是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本文拟从术语生成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近代以来舆论监督观念的发展,借鉴“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方法,以一种关键词的研究视角对舆论监督从观念的起源到概念的形成进行史料梳理,并结合与之相关的思想观念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

关键词:舆论监督 ;新闻媒体;批评

中国近代报刊出现以后,一部分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新闻思想和自由主义观念的同时,开始思考报刊的功能和责任,倡言办报自由、言论自由,形成了早期的新闻思想,舆论监督观念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近代舆论监督观念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常常通过诗歌、“乡校”、谏诤等形式来表达对社会和朝政的看法。相对开明的一部分统治者会鼓励民众进言,并采纳其中有益于维护统治的意见建议,如《晋书·王沉传》记载:“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但是,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专制统治需要,在文化上普遍推行愚民政策,思想上施行言禁制度,压制民间舆论的自由表达,社会舆论既没有专门的载体,也不可能对统治者产生监督作用。舆论监督观念起源于清末民初,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体现了早期新闻舆论监督思想,他在《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中指出,“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则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恶,难逃人心公议矣。”此处的“人心公议”即指“舆论”,他再提出“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就是将新闻馆作为舆论的载体,对“善恶”进行公开评介。

“戊戌政变”后,近代中国报业掀起高潮,社会舆论逐渐冲破传统文化专制和“言禁”的桎梏,言论出版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报业逐步发展成“舆论之母”。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言论和出版的限制,并在1908年颁发了《钦定宪法大纲》,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言论自由是国民对于社会各种问题独立表达思想、见解的一种重要权利,尽管晚清政府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不可能真正实现言论出版自由,但这样一次明文规定却使近现代舆论监督观念有了其产生的权利基础。

最早对近代舆论监督观念做较为系统表述的是梁启超,他在日本流亡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并将他所接受的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观念通过报纸宣扬出来。1902年10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载《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明确提出了他的舆论监督观,“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 梁启超认为监督有三种形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以及名誉监督。“名誉监督者,不能如前两者之使人服从、使人信仰、使人畏惮。然隐然示人曰:尔必当如此,尔必不可如彼,苟不尔者,则尔将不见容于社会,而于尔之乐利有所损,此其监督之实权,亦有不让于彼两途者。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他认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报馆具有公开性和普遍性的特点,能够将民意集中起来形成舆论,在较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由报馆作为舆论的载体行使监督权力,能更好地达到监督的目的。尽管梁启超在当时并没有直接提出“舆论监督”这个概念,但是他使用了“名誉监督”这样一个重要说法,因此梁启超的舆论监督观对中国近现代舆论监督思想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梁启超首创“名誉监督”说法之后的几十年里,曾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或相近的说法,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各个时期舆论监督的理念。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发《民国暂行报律》,规定对“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将停止其出版发行,此事在报界引起轩然大波并遭到共同抵制,他们表示“今统一政府未产,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其中“新闻督责”“报纸监督”都体现了舆论监督的涵义。后来我党创办的一些报刊中,也相继出现“报纸批评”“舆论之批评”等类似提法。

二、“舆论监督”一词的出现和使用

目前学界关于“舆论监督”的首例最早追溯到1948年。根据郭镇之的考察,在《人民日报》1948年5月13日刊载的一篇名为《认真检讨政策 发展生产 晋绥生产会议闭幕》的报道中出现了“舆论监督”这个词。而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舆论监督”这个固定搭配的词组最早出现在1945年。著名报人赵超构1945年12月5日在《新民报》重庆版发表社评《给收复区以新闻自由》,文章结尾提到:“政治不受批评,政治一定会腐化;官吏不受舆论监督,官吏就容易胆大妄为。”

我们可以看到,“舆论监督”这个词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被使用了,并且曾出现在《人民日报》,然而它却没能成为一个主流话语,只是“昙花一现”,沉寂了将近40年才在中国成为一个流行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代中国进行了新闻改革,越来越多的新闻学者开始从事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80年代初期,“舆论监督”一词开始出现在一些新闻理论的论文论著中,作为舆论的一种力量和作用,舆论监督正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闻学者甘惜分在他1982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这一著作中明确界定了“舆论监督”这个概念,他认为,“舆论对社会起着一种特殊的监督作用”,并列举了一个例子,北京一家公园发生的一起游客打死野天鹅的事件受到了群众的舆论谴责,人们抨击了这种野蛮的社会行为,迫使当事人出来检讨,这种行为被甘惜分定义为“舆论监督”,他说,“可以相信,经过这样经常的舆论监督,这类行为将会大大减少。”他还指出,“舆论来自群众”,舆论监督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公众。而关于舆论监督的形式,甘惜分也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认为舆论监督不只是批评和谴责,也包括社会表扬,而且这种社会范围内的舆论表扬有时比批评更能推动人心向上。

1987年,“舆论监督”出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明“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三、“舆论监督”涵义的当代延伸

在“舆论监督”这个概念已经成为流行词的今天,与它并行使用的还有一些词汇,包括“新闻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媒体监督”“媒介批评”等等。现在学界和业界很多人在提到舆论监督时,习惯将这些词作为同一概念来使用,最普遍的情况是以“新闻舆论监督”来指代“舆论监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识到它们在本质上存在很大差异,不能混淆使用。一般认为,“新闻舆论监督”等相关概念是指新闻媒体对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危害公众利益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揭露,从而引起政府及社会公众的注意,促进问题解决,最终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而“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识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二者虽有一定联系,但不能就此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新闻舆论监督或者媒体监督。

事实上,中国近代舆论监督观念与近代报刊几乎是同时出现,它从一开始就是依托近代媒体存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舆论监督行为都反映在大众传媒的活动中。“新闻”一般包括“事实的报道”和“舆论的表达”两个方面,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公众了解事实,然后通过新闻媒体发表意见,传统的舆论监督就是通过这种了解事实与发表意见的互动来发挥作用的。

舆论监督从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性监督逐渐转变成为新闻舆论监督或者媒介监督,这与媒体的特殊性质有关,一方面媒体能够上达党和政府,下接普罗大众,作为中介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另外,媒体的曝光性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普通民众更加愿意依赖这种广泛而强有力的影响对监督对象造成精神压力。理论上而言,新闻舆论监督应该是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二者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交叉部分,现在基本上使用的是“新闻舆论监督”这个相对狭隘的内涵。其实“监督”并不意味着批评,但现实生活中,人们更习惯性地只将批评看作是监督,而忽略了对监督对象的赞扬和建议其实也是一种监督形式。虽然目前舆论监督普遍停留在批评性报道阶段,但是公众对舆论监督的认识已经大大提高,公众的参与程度也有所提高,而且随着中国新闻体制的完善,国家法治观念的普及,舆论监督正在逐步走向法治化和制度化。新闻媒体代行监督责任之时更应该担当好社会“守望者”的角色,更好地代表公众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作者系人民陆军报社总编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