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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国外发行代号 M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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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每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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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中《大公报》的宣传特点

作者:■许小青

提 要:《大公报》作为抗日战争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是近代新闻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对象。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80周年,本文尝试结合《大公报》有关卢沟桥事变的言论,探寻《大公报》的抗战宣传基本特点并对此作出基本评价。

关键词:《大公报》;卢沟桥事变;抗战宣传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因经营不善一度停刊,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该报逐步走向鼎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公报》借言论发声,号召全民抗战,提倡一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其抗战宣传独树一帜,成为当时抗日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也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扛起抗日战争宣传鼓动的大旗

《大公报》对抗战时局的准确把握不仅在于客观即时的新闻报道,还在于鞭辟入里高质量的言论,具体包括《每日社论》《星期论文》《读者论坛》等,其中《每日社论》是《大公报》最具特色的栏目,卢沟桥事变以来,该社论多次以“我们”作为标题开头,彰显了大报舆论领袖的主人翁姿态与保家卫国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它不论对前线战事还是对战时经济、民族、外交等问题都有着深刻思考,例如在1937年12月3日社评《现在亟需做几件事》直指国民政府领导杂乱、专断集权的问题,提出了应专门安排管理国家战时政务负责人、让政府大胆任用抗战中坚份子参与实际工作以及任用文化界人士为国效力、实行战时教育制度等建议。所提建议立足现实、中肯真诚,兼具理论科学性与实践操作性,诸如此类言论性文章在指导民众抗日、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星期论文》则是在社论基础上开辟的一个新栏目,从1934年1月1日开始,每周日发布一篇,邀请各地名流学者发表言论,讨论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文人论政的好处在于打破了报社主编的视角局限,撷取社会精英人士的思想精华,发挥知识分子的教育指导作用,从不同角度为抗战建言献策。例如,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执笔的《当今大学生的责任》一文,对教育学界提出殷切希望,“中华民族之所以屡次被外族征服而每次常能于困苦中奋斗出来,恢复我们民族的自由,都莫非我们历史上几个笃行志士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民族精神的力量。大学的导师和教授应该以身作则,为之提倡,使一般学生能保持扩充这种民族精神于将来,则中华民族决不是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毁灭,将来世界上正义终有战胜强权之一日。”他强调了抗战中教育学界发挥的重要作用,即教育者要引领学生发扬民族精神,借助于《大公报》这一媒介载体实现了对个人创见的广泛传播。

坚守对内宣传鼓动、对外昭示真相的舆论阵地

第一,揭露侵略者暴行,控诉日军卑劣行径。《大公报》通过披露日军惨无人道的侵略罪行,激起国民的民族觉醒与愤怒抗争。“每日至村庄监察,被检查者必须全身脱光,其所以每日检查目的,仍在搜查妇女,供其奸淫,村庄妇女初闻远处皮鞋声,即避匿柴堆中,嗣以敌来村易软底鞋,且以枪刺刀向柴堆乱戳,只得远走,敌后乃以刀置于男子肩颈,威逼代觅妇女。”这段文字详细描述了日军的“大扫荡”行动,将日本侵略者残暴荒淫的嘴脸客观呈现给世人。此外,《大公报》还报道日本国内的下层人民反抗运动,侧面反映日军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日本人民的厌战及反侵略,一因政治的暴压,二由经济的窘迫。人民一面在政治上感到生命自由的无保障,同时因为赋税苛政,经济萧索,生活感到艰难,故深染厌战情调,以至表现反侵略的行动。”正是这则80年前的真实报道,激起抗战时期全体中华儿女的奋力反击,也为今天抨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与美化侵略战争提供坚实论据。

第二,赞颂将士英勇壮举,关注军属抚恤问题。《大公报》1937年10月20日刊载的《勉空军将士》赞扬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英勇抗战、屡立战功的空军将士,“我们空军青年的勇敢拼命,实在是军人模范,除崇拜外,别无可论。”针对抗战以来取得首胜的平型关大捷,《大公报》专门在《星期论文》栏目连载《大战平型关》系列评论,赞扬了八路军将士奋勇杀敌的事迹。另一方面,《大公报》还密切关注政府的抚恤政策,10月1日头版社评《几张必须兑现的支票》提到,“我们盼望政府现在就宣布几种法律:(一)凡阵亡官兵,一定得抚恤。(二)凡病伤残废者,完全负救护之责,其残废不治者,国家赡养之,其方法,以法律定之。(三)应特颁法律,规定一切勋赏恩给办法。(四)同时可订立特种法令,对作战有功军人,种种优待。”时隔一月后又在11月18日社论《怎样才对得起卫国将士?》中再次强调不仅要慰问前线军人,“请全国各县,对于(从军者)其家属,务必慰问与救济”;更要永久照顾牺牲军人军属,“假若阵亡了,全县对于这一家,就负永久扶助之责任”;尽力抚慰帮助伤兵,“这倒不一定需金钱,第一是需情谊”。由此观之,《大公报》从立法、行政、社会各层面监督政府抚恤工作,推动了军属权益的保障落实。

第三,关注国际时局变化,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大公报》能准确把握舆论动向,1938年1月29日社论提出“美国舆论,正深切地忧虑与震惊”“据合众社的简单电讯看来,他业已完全看破日本的野心,认识英法美三国海军有合作应付的必要”。及时洞察美国密切关注远东问题并有意介入的现实。在争取英国支持的过程中,《大公报》力赞英国,“大英帝国,今天依然是世界外交舞台的第一柱石,其在东亚,有一世纪以上传统的利益与威权,与中国有深厚的友谊与了解。”由此可见,《大公报》在民族危亡之际试图寻求获取国际援助,然而弱国无外交,即便再委曲求全也终究换不来别国的真正尊重,但在当时背景下,《大公报》的抗战宣传确实争取到了一定的国际舆论支持,这与它始终密切关注国际时局、运用大报舆论公器、倾力倾囊配合政府的爱国之举是分不开的。

全民抗战宣传鼓动中的历史局限性

抗战宣传诚有实效,但也兼具一定的软弱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大公报》的抗战立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动摇逐渐走向坚定的过程,即由最初谋求和平的观望者转变为动员全民抗战的舆论领袖。卢沟桥事件爆发次日,《大公报》直接以《卢沟桥事件》为标题围绕卢沟桥事变作首次发声,其社评指出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是为“修养国力振刷内政”,并对官兵“体念政府苦衷,力避纠纷”的做法表示理解,并认为能以外交方式解决最好,“如果不涉丧权辱国之条件,国人自亦不愿事态之扩大。”不难发现,《大公报》在此试图谋求外交解决,缓和中日矛盾,将停战的希望寄托于日本。随后面对双方谈判后的短暂停战,《大公报》在7月10日社论《卢沟桥案善后问题》中提到“此案因两方撤兵,稍纾危机。”“昨已双方撤退,停止战斗,紧张之局免得扩大,自系不幸中之幸。”这显示出《大公报》开始意识到时局的复杂性,随着形势的愈加严重,逐渐放弃求和的期望,遂在7月14日发表《重大关头》的短评,“日方对华企图,今已完全判明。”“政府须领导全国,加紧为自卫的布置和准备。”可见,虽然《大公报》最终走上坚定的抗日救亡之路,在激起国人抗战热情、指导全民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抗战初期被动应对的主张,仍抱有求和缓战的希冀,蕴含一定的软弱性。

“四不”方针较好贯彻,但同时一以贯之拥护中央。《大公报》在1926年9月1日创刊号《本社同人之志趣》头版中提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首创“四不”的办报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号头版以《今后之大公报》再次重申“四不主义”精神,“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经营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立业之本。”《大公报》虽表面上坚守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但实际始终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主张保持一致,随着日本侵略者野心的加剧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和战,组织全面抗战,《大公报》也随之成为拥护抗日的积极倡导者。

《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舆论宣传作用是卓有成效的,在坚定全民抗战态度与配合抗战行动中都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是,其历史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在新媒体成为主要宣传渠道的今天,激活人类感官的各类电子媒介日益取代诉诸理性思维的纸质媒介,感性思维占据上风,削弱了人们的思考能力,重读抗战时期《大公报》的言论,也为当下主流媒体加强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导与参考借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