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毛泽东与红中社

作者:■万京华

提 要:红中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它的诞生与红军无线电事业的最初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作为当时红一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对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注。在他的领导、帮助和关怀下,红中社才得以创建与发展。

关键词:毛泽东;红中社;根据地

毛泽东曾被誉为新华社的“首席记者”,他一生为新华社撰写、修改了大量的评论和消息,在驳斥敌人阴谋、剖析国内外时局发展趋势、指挥作战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高超的宣传艺术和策略。他对新华社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最早可追溯至其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时期。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江西瑞金举行,选举产生了同国民党政权性质根本不同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1月7日,在大会开幕的当天,一个呼号为CSR的通讯社,开始通过无线电台,向全世界播发来自苏维埃中国红色政权的新闻。这个通讯社,就是人们常说的红中社,1937年初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CSR,是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20多年,直到1956年改用汉字模写广播为止。红中社与之后不久创刊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是一个组织机构,同时承担播发新闻和编辑出版报纸、参考刊物等职责。

红中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最早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新闻的通讯社。它的诞生与红军无线电事业的最初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毛泽东作为红一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对红军无线电事业的创立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关注。

1930年12月30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龙岗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张辉瓒部。几天后,刚刚从国民党部队加入红军的原电台人员王诤、刘寅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刘寅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了这次见面的情景:“1931年1月3日下午,我们在一个祠堂里见到了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祠,除了门卫之外,一点也看不出这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部。我们进到祠堂里面时,毛总政委、朱总司令、朱云卿参谋长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张摆着地图的方桌周围谈问题。他们看过介绍信之后,都含笑向我们表示欢迎。毛泽东同志和蔼而热情地说:‘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在简单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经历后,又接着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

毛泽东、朱德当时如此重视这批无线电技术人员,正是考虑到在红军部队中创建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也是在此次龙岗战役中,红军缴获了第一部无线电台,但由于红军战士不懂它的用途,而把这部电台的发报机部分砸坏了,只剩下收报机部分还可以用,从一部电台变成了“半部”电台。这件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觉得非常可惜,当即指示:各部队打扫战场时必须十分重视装备和器材,对于不懂的东西不得自行拆毁,必须妥送总部。

不久,在追歼国民党谭道源部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15瓦的电台和部分无线电器材。通过这两次缴获所得和技术人员的努力,红军有了“一部半电台”的器材装备,即一部发报机、两部收讯机和两套电源。虽然还不能建立起无线电通信,但可以抄收电讯供红军领导同志参考。毛泽东曾高兴地对王诤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报纸的报纸啊!”

1931年5月,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了国民党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的指挥电台,功率为100瓦。通过这部电台,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红中社成立并开始对外播发新闻,当时使用的也正是这部电台。

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色中华社首任主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兼任。他与毛泽东相识很早,曾协助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红中社初创时期负责日常编辑工作的王观澜曾回忆:“毛泽东同志从开始就很关心红色中华社的工作,他很信任周以栗同志,通过周以栗来领导报社工作。”当时红军电台抄收到的中外通讯社新闻电讯每天一大卷都送到红中社来,编印成“参考消息”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参阅。毛泽东十分关心国内外时局发展情况,他常到红中社查看新收到的无线电电讯稿,并指导工作。曾任红中社编辑的李伯钊回忆,毛泽东对红中社工作常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一天清晨,我打扫完《红色中华》编辑室,毛主席身着灰布棉军大衣,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向我要国民党统治区的明码电报看。”

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多次刊登以毛泽东等名义发表的声明、宣言、通电等。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作战宣言》,刊于1932年4月2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红色中华》报也曾刊载过毛泽东撰写的一些署名文章,如1933年7月29日刊登的《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等。此外,《红色中华》还曾先后于1934年4月28日、1934年8月1日和1935年11月25日刊载过毛泽东就关乎时局发展的重要事件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这是毛泽东利用党报和通讯社发表谈话的较早史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具有相当珍贵的价值。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拒绝国际社会对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援助。这一声明发表后,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应。4月28日,《红色中华》以约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红色中华社记者采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此事发表的谈话,标题为《毛泽东同志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毛泽东在这篇谈话中分别剖析了日本发表声明书的企图和用心,揭露了国际帝国主义列强、国民党发言人对日本声明书的回应及其本质,并清楚表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此事件的态度,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毛泽东的这篇谈话还曾经通过无线电台对外播发,并在海外刊载。据查,1935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国》第二集上,曾以《毛泽东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为题刊载了此稿,其中有一处缺少两句,编者在括号中插注说:“此地缺少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文末注明来源为“红中社”。

1934年7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了一支抗日先遣队,准备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8月1日,《红色中华》以大半个版的篇幅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谈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文章。这是毛泽东7月31日接受红色中华社记者访问时发表的谈话。这篇谈话揭露了国民党不顾民族危亡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举进攻苏区,阻挠红军北上抗日的事实,表达了红军将士彻底粉碎国民党“围剿”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1935年11月25日,红中社在陕北瓦窑堡恢复因长征而中断的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亦于同日复刊。在《红色中华》复刊号第二版上用整整一个版的篇幅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毛泽东的这篇谈话主要内容,是驳斥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关于对外方针的演说,分别从“蒋介石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蒋介石以为亡国灭种是中国人民自己不好”“蒋介石要全中国人民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恭顺奴隶”与“蒋介石要卖国到底”4个方面揭露蒋介石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做辩护。

《红色中华》上刊载的这3篇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的谈话,主要是以抗日反蒋为主题的,体现了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基本战略思想。这3篇文章已先后被选入《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书。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的关于时局的谈话还不仅止于以上讲到的3篇。1936年1月29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上,曾刊登《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王稼穑最近谈话》,编者按语中指明是经由广播无线电发表的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另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36年6月8日,毛泽东对红中社记者发表了关于西南“两广”事变的谈话。但后面这两篇谈话都未见刊于《红色中华》。

毛泽东对红中社工作的关心还体现在其他一些具体的方面。据史料记载,1936年底至1937年1月中旬,《红色中华》报曾经使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另据廖承志、向仲华等同志的回忆,红中社在陕北和改名新华社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在夜里过来查看新收到的国内外消息。

(作者系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