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爱泼斯坦:以笔作枪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者:■龚清晨

提 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记者,也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他的行迹遍布中国大地,把中华儿女保家卫国、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故事,以感人至深的新闻报道远播海内外,为中国抗战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爱波斯坦;抗日战争;宣传报道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饱受劫难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一批以笔作枪、以纸为剑的记者的身影,他们奔走在硝烟之中、来往于战火之间,把惨无人道的侵略者的法西斯面孔以及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英勇无畏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已加入中国国籍、身为共产党员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始于天津,记录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故事

1915年4月,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首都华沙的一个进步犹太人家庭,其父母曾因积极与反犹歧视抗争而遭流放。1917年,爱泼斯坦随父母漂洋过海从日本辗转来到中国哈尔滨,五岁时移居天津。当时,天津几乎已完全沦为外国人的殖民地,租界占据了五分之四城池。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列强的欺凌,在年幼的爱泼斯坦心里摧生了反对歧视、众生平等的萌芽,使他一生都在反战、追求光明与希望中度过。

1930年,年仅十五岁的爱泼斯坦成为《京津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他的新闻生涯从此开启。随着侵华日军的不断推进,国内爱国人士积极奔走呼吁全民族抗日救亡,与进步青年一样,爱泼斯坦也关注着“中国的形势和命运”。在天津,他参加了救亡协会成员刘良模组织的大众歌咏运动,“他精神焕发、身体修长、仪表堂堂。他一边不停地歌唱,一边倾听着每个人的唱法,对他们纠正。他仿佛分身为两个人:既是歌唱者,像他的听众一样,吸口气,最后唱出每个中国人的‘最后的吼声’;又是教歌者,训练有素,教导有方。”在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中,爱泼斯坦意识到中国同胞正在觉醒,“终于起来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未来而斗争”。

抗战全面爆发后,残酷的现实让爱泼斯坦决意留在中国,他深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记录这一段血与火的历史。1938年,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爱泼斯坦来到广州,应仰慕已久的宋庆龄之邀加入了“保卫中国同盟”,出任中央委员,并负责主持同盟的刊物《保卫中国同盟通讯》英文版的编辑工作,力求让世界看到中国抗战的艰辛与坚定。广州沦陷后,爱泼斯坦退至香港,创办《新闻通讯》,继续报道中国民众的抗战事迹。1939年,爱泼斯坦在香港撰写了《人民之战》一书,书中讲述了中国人民最初两年时间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情形,他在序言中写道:“既然身在中国,这就意味着要与中国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声援他们的战斗。”

亲历前线,见证枪林弹雨的中华大地

“七七事变”打响了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此后,国民党、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以及如雨后春笋般诞生的民众自发组建的小股武装力量,开启全民族抗战新征程。从北平到天津、从汉口到徐州、从上海到广州,时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的爱泼斯坦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路线辗转南下,奔走于战火烽烟的最前线,将最真实的战况呈现给外界,鼓舞了中华儿女抗战的斗志,唤起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1937年夏,爱泼斯坦和其他外国记者被邀请参加日本召开的关于轰炸南开大学的新闻发布会,日方态度强硬,毫不理会外国记者的质疑。紧接着,他们空袭了南开大学,日本士兵拿着汽油赶到现场,把没有炸掉的东西继续付之一炬。日本人的这次“扫荡”,没有让爱泼斯坦惧怕,民众高昂的反抗运动感染了他,“当日本飞机出现时,全城各处都从窗口射击。拥有武器的每个中国人都朝日机打去,全城和租界内,家家户户都飘扬起中国的国旗。”在日本人全城搜捕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时,爱泼斯坦联系租界的朋友,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和去往上海的船票。

9月25日,96架日本飞机向南京倾泻了几吨重的高度爆炸物,屠杀了600名百姓。当天,蒋介石接见了外国记者,他呼吁各国支持中国的战争。爱泼斯坦通过电话向合众社上海办事处转达了蒋介石的讲话,他的同事可以听到南京传来的空袭炸弹和高射炮反击交织在一起的轰鸣声。

1938年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方向发起进攻。为了亲历台儿庄的战况,爱泼斯坦不顾生命危险,坚决要求到战地前线采访。4月3日早晨,在隐隐约约的炮声中,爱泼斯坦一行抵达徐州,但出乎意料的是城内充满了生机,所有的商店都照常营业,街道上熙熙攘攘,士兵和民众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妇女和儿童们在公园悠闲地散步和玩耍。揣着疑惑,爱泼斯坦拜访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在与之的交谈中了解到了保卫徐州的意义。当日下午,爱泼斯坦动身前往台儿庄。在熊熊烈焰中,他见到了被大火烧了三天的台儿庄,也见到了前线指挥部的孙连仲将军。爱泼斯坦记录到,“孙连仲体格魁梧结实,从他略显沙哑的声音和由于过度疲倦而充满血丝的眼睛中,可以一窥前线战场的紧张激烈。”

采访中,爱泼斯坦不知疲倦地奔波于部队和村民之间。在之后两天的激烈巷战中,他与进攻日军右翼的中国炮兵待在一起。炮弹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每座草屋、每堆干草都在保护人们避免死亡,山林里到处是弹片,绿色植物被炮弹一扫而光,留下累累褐色弹痕。而在对垒的两军之间,农民耕着田地,在一度是河床而现在却长满草的山谷里,妇女们在放牧着牲口。沿山谷向下,有一个难民营,年轻的妈妈给孩子喂奶,老爷爷坐在一摞铺盖上抽着烟。”

在后来出版的《人民之战》中,爱泼斯坦热切地指出,“台儿庄胜利大煞日本军队不可一世的气焰,不仅中国的正规军可以战胜日本军队,而且入伍不久的新兵、即使按照中国标准来衡量也是装备很差的省级军队也可以打败日本兵。这是因为中国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这对中国、对日本、对全世界都上了一堂课。”

访问延安,揭开红色军队的神秘面纱

全面抗战前夕,爱泼斯坦在北平结交了对他一生影响颇大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通过斯诺,爱泼斯坦看到了在陕北苏区拍摄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以及红军的生活照片,甚至在《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阅读了初稿。这些关于中国红军的生动刻画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说,是斯诺最早引起了爱泼斯坦对神秘延安的向往。

国共合作伊始,美国合众社希望向本国读者报道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发展新阶段的权威解释,于是爱泼斯坦设法在南京秘密采访了两位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和博古。由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几乎没有公开活动的机会,这次采访也是爱泼斯坦第一次见到久闻的共产党员,难免倍感好奇。然而,面对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博古和身穿黄卡其制服、仪表堂堂的叶剑英时,爱泼斯坦的紧张立刻烟消云散了。这些毫无官架子的青年共产党人给爱泼斯坦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对延安的渴望更加迫切了。

随着国内局势突变,国民党不断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诽谤构陷,严禁中外记者进入延安和中国共产党所在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世界知道、了解中国共产党其及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诸多西方记者向国民政府多次施压,终于,在1944年4月他们得到了来之不易的访问延安的机会。

1944年6月9日,爱泼斯坦随国民党安排的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踏入陕甘宁边区,开始了长达四个月的延安之行。陕甘宁边区的气候条件不好,生活环境相对恶劣。在《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爱泼斯坦将在延安所见的一切事实和取得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

在延安窑洞中,爱泼斯坦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众多红军将领、战士和群众。“毛泽东平易近人,说话从容不迫,不拿腔作调。还讨论了美国劳工和美国共产党的情况。”“周恩来总是谈笑风生,他诚恳、有耐心、绝不敷衍了事,对于原则问题有着极严肃的态度。朱德总司令非常爱吃蔬菜,他自己开了一块地,种植质优味美的番茄。”这些有趣的生活细节在爱泼斯坦发回的报道中占据了很大篇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妖魔化红军领袖的不实报道。

由于条件艰苦,延安的新闻工作还比较落后。对此,爱泼斯坦针对边区的宣传工作向中共中央提出了许多建议。新华社发出的第一条英文新闻就是由他亲手修改,借助手摇发电机的电波,让世界人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

延安之行,使爱泼斯坦与中国共产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影响他后来走上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的重要契机,“我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产生。”

爱泼斯坦对中国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是情不自禁的、是发自肺腑的,这种热爱将他与中国的命运紧紧捆在一起,坚持一生致力于中国抗战救亡与发展建设事业。1957年,爱波斯坦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者转化为地道的共产主义战士。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