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由披露罪恶到建构全球记忆

——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历程
作者:■佘庄墅

提 要: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爆发以来,我国关于该事件的对外传播经过了由揭露罪恶到建构全球记忆的历程。为进一步增强对外传播效果,南京大屠杀事件宣传应针对特定群体建构集体记忆;调动一切资源,多渠道传播建构集体记忆;确保官媒权威,统一解释建构集体记忆。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对外传播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陷落后,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我30多万同胞惨死在日军的屠刀和枪口之下。截止今天,我国关于该事件的对外传播,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一、由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西方记者和国际友人担任传播的核心力量

早在1937年8月,日本侵略军就开始对南京城进行空袭,并摧毁了部分重要新闻机构如中央通讯社的机器设备。而随着日军军事行动的不断推进,原先在南京的许多中外媒体也被迫停刊并迁移至武汉、长沙、重庆等地。攻占南京后,日军在前期被曝出屠杀俘虏和平民百姓的负面新闻及图片后,很快便认识到封锁事实真相的重要性并采取了系列新闻管控制度,不仅切断了城内外之间的电讯联系,而且严禁任何人员随意出入,致使南京的新闻消息无法外传,实际上使南京成为了一座信息“孤岛”。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有5名外国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纽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门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坚持留下来,在南京沦陷三四天后才乘坐美国炮舰“瓦胡号”前往上海。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南京大屠杀的情况才得以在日军严厉的新闻管控下被报道出来。12月16日,司迪尔刚登上“瓦胡号”,就利用电报传出第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新闻报道《日军杀人映万——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积尸高达五英尺》,使中外民众第一次了解到详细情况。此外,当时仍滞留南京的20多名西方侨民也在想方设法向外界传递信息。例如,田伯烈1938年1月发送的电讯稿,便首次提到遇难人数达30万,于1月24日被《申报》以《外记者叙述敌残暴情形》为题进行刊发,强调“在长江下流一带,被日军残杀之中国人民,达三十万人。至于日军其他之奸淫掠夺之行为,更不胜枚举。”

反观我国新闻机构,在日军发起总攻时,原先南京城内仅剩的中央社随军记者和国民海通社记者很快遭遇不幸,加之后期我国新闻记者无法进入南京城,难以获取第一手信息资源,只能转载外媒相关报道,即所谓的“出口转内销”。当时如果失去了国外媒体的新闻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件将很难为当时世界所知。

但出于安全考虑,这5名外国记者也不得不于12月15、16日离开南京城,错失了后续的跟进报道时机。而事实上,之后数周才是南京大屠杀最为惨烈的时期,却已经很难得到及时的报道。

二、由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南京大屠杀事件逐渐淡出国内外视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在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前,我国与日军在东北、华北、华东等地就已交战多次,伤亡人数巨大,且日军所过之处均进行了烧杀抢掠,屠杀人数不可计量。因此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爆发后,我国并未意识到其重大意义,仅仅将其视为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的一部分,致使该事件被淹没在二战历史之中。据统计,从1952年开始到1981年,《新华日报》《南京日报》等重要报刊没有任何相关报道,也没有任何南京大屠杀事件题材的抗战影片。关于该事件的纪念仪式始终没有提上日程,其影响力局限在地方层面,随后又湮没于冷战时代,淡出国际视野,成为被“遗忘的大屠杀”。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开始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对国外民众的认知态度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国外友人留下的资料证据的地位和作用遭到严重削弱,甚至一度被忽视乃至“封存”。此外,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对外传播力度下降,宣传工作首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斗争,南京大屠杀事件很少被提及。

三、由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政治博弈掀起大屠杀事件传播热潮

1982年7月,日本教科书公然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才引起日军的激愤,杀害了很多中国军民”。而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还将“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并删除了“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日军进行强奸、掠夺、放火……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等段落。随后,以田中正明为首的日本右翼人士乘机攻击和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抛出“失控杀害说”“俘虏释放说”“叛乱击毙说”等南京大屠杀虚构论。

对此,我国掀起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热潮,致力于举证控诉,试图建构起全球苦难记忆。其主要活动包括外交部抗议、举办纪念活动、民众集会抗议和媒体宣传报道等等。《人民日报》在1982-2012年期间,年均发文10.9篇,发文0篇的年份仅有3年。1982年,首部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黑白纪录片《南京大屠杀》上映。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南京大屠杀事件真正有了一个有形的记忆场所。1997年,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发表著作《南京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发掘出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全方位梳理了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过程,并深入探讨事件动机,促使该事件真正得到全球关注。

四、由国家公祭日设立至今:国家主导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

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同胞。2014年12月13日上午,首次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通过仪式传播及象征符号的传递,超越了个体、家庭和小圈子,也超越了血缘、社交圈与乡土的情感,建构起全球的苦难记忆。习主席在仪式上指出:“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2015年10月,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事件自此凝聚为国际共识。

2017年8月31日,南京通过申请正式加入国际和平城市协会组织,成为世界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对于一座在二战中遭受过大屠杀的城市,加入这一组织具有特别的意义价值,也是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有力见证。

五、建议:增强对外传播效果,建构全球苦难记忆

当前为进一步增强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的效果,我们应着力提升南京大屠杀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增强对外传播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进而使关于该事件的民族记忆扩展为全球苦难记忆。

渗透人文精神,针对特定群体建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总是需要依托于具体的群体才得以形成、显现和传承,同时还依托于群体中个人的经验、理解和表述。国外民众由于受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性格、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与国内群众相比有所区别,但仍有一些绝对的价值是根源于全球人类的共同人性的。一切野蛮行为,比如残酷的折磨、杀人、奴役、种族主义、大屠杀或种族清洗,都意味着对其他人类的否认。因此,在南京大屠杀事件对外传播过程中,要想获得传播效果,建构全球苦难记忆,必须深入挖掘亲历者群体的心理动机和精神构造,渗透人文精神,挖掘人性的本质,最大限度地突破不同文化观念的限制。借鉴西方影片《辛德勒的名单》的做法,其通过展现人性的光辉使奥斯维辛大屠杀被进一步反思和铭记。

调动一切资源,多渠道传播建构集体记忆。社会不断前进,历史不断远去,部分亲历者已经逝世,单纯依靠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已经难以保存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更难以在国外群众中建构起集体记忆。因此,我国必须调动一切资源,利用多种方式渠道传承和传播历史记忆,具体可分为“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两种形式。“纪念仪式”通过重复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象征符号,激发参与者的情感力量,不断强化国内外群众的记忆。一方面利用举办国家公祭日等活动再现历史,营造历史情境,使受众穿越时空“亲历”南京大屠杀事件;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历史遗址等符号进行重复性传播,在潜移默化中建构起历史记忆。“身体实践”则通过邀请事件亲历群体参与纪念活动并讲述经历,利用人体之外的手段传递、记录、保存南京大屠杀事件相关信息,能够最大范围地扩大影响力。

确保官媒权威,统一解释建构集体记忆。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权威正在被解构,娱乐化、个体化传播造成南京大屠杀事件意义解读上的偏移,对此更应该确保官媒权威,依法打击虚假信息的传播,并对历史信息进行权威统一的解释,保持南京大屠杀事件意义的一致性。要深入挖掘国内外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资料并进行权威解读。当前仍有不少文献资料散落在民间和国外(尤其是美国),需要通过与民间团体和外国机构进行沟通交流,取得相关资料并从“中国视角”进行解释和传播。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