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怀念“土记者”的岁月

作者:■杨玉辰

我的军旅生涯是从在政治机关做报道工作开始的。

不知是因为当时部队对报道的格外重视,还是为了与当时最时髦的词汇相匹配——凡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干事或报道员,都被官兵们冠以“土记者”的雅号。我因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入伍后对这一能与“记者”沾边的工作喜爱有加。至于在“记者”前面加上一个“土”字其包含有什么贬义,我就不管它了。反正我一个猛子扎下去,这个“土记者”一干就是18个年头。

我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第一件事儿,是参加团里的报道会。记得那是1970年初,我被刚刚批准入伍并分配到师政治部当新闻干事,领导便让我到一个团参加政治处的报道会。我知道这是让我熟悉部队及其报道工作的一次机会,只要用耳朵听和用眼睛看就行。当我赶到会场时,团部的会议室已经座无虚席。参加会议的不光是连、营、团的新闻干事和报道员,还有各连的指导员。主持会议的是报道组长、团长、战斗英雄郭忠田(当时军政治部有规定:凡军、师、团、营的一把手和各连指导员必须兼任本部报道组的组长)。郭团长先让团新闻干事总结了当年的报道工作情况,宣读了上半年的各连在军内外报刊的登稿数量。接着郭团长讲话,他热情地表扬了登稿成绩突出的3个连队,也批评了两个当年仍然没能在军报登稿的连队。团长说到有的连出现的“剃光头”(即没在《解放军报》登稿)现象时,声音提高了八度:“请三连和五连的指导员站起来,大家看看,由于他们抓新闻报道工作不力,致使他们连队上半年的登稿至今还是零。”两个指导员红着脸先后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表态要“迎头赶上”,这才忐忑落座。

会上,团长要求各营连一把手必须积极抓报道,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干部还要带头写报道,并强调指出:“不重视抓报道的干部决不是合格的政治干部。”团长还强调,今后师团机关新闻干事或报道员下连,各连要像接待报刊记者那样热情周到。报道员晚上写稿子,连长或指导员要陪同,并及时为他们提供素材,提供热茶水,夜里11点后还要通知炊事班做夜餐。听了郭团长的话,我吃了一惊:啊,真没想到当一个基层报道员竟这般神圣!

会议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发奖。记得那次报道会上,团长亲自为3个连队的指导员和报道员发奖——每人一支英雄金笔。我知道,当时通讯员写稿还没有稿费,加之部队的经费开支相当紧张,团里只能从有限的办公费中挤出点钱来,给报道人员以尽可能的奖励。记得当时一支英雄金笔价值人民币16元,相当于一个战士两个半月的津贴呢!虽说那次会上我没得到奖品,却着实使我眼气了一番。

当上新闻干事后,就难免有时去报社送稿(当然得是重要稿件)。有一年夏天,我去解放军报社送稿。那天是星期六,下了火车,我就直奔王府井附近的几家总部的招待所。不巧,连跑了4家军队招待所都因“客满”而拒住。第5家是原总参的一家招待所,本来这家招待所还有两张床位,可招待员说这是为所长的熟人留的。眼看天要黑了,我在无奈中急急赶到报社。当时我要找的编辑正要下班,听说我尚未找到住处,就把我临时安排到一间内部客房里(当时军报没有招待所)。

星期一,我到编辑办公室谈稿,顺便谈起“进京住宿难”的事。编辑说:“你能不能写一篇300字以内的小稿批评批评这种现象,在军报二版的《军营内外》刊登?”这是个意外的惊喜,我即刻趴在编辑的桌子上挥笔疾书,半小时后便写出一篇不满一页稿纸的小稿。谁知我回部队没几天,稿子就见报了。更使我没想到的是,这篇稿被原总参一位首长看到了,他召集了几个招待所所长到他办公室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他拿着那张军报,当即点名批评了那个为照顾熟人关系而拒绝京外官兵居住的招待所。这一来,那个招待所的所长坐不住了,会后立即给军报打电话说那篇稿子是“失实报道”。军报编辑说,我们经过调查,稿子所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你们应该承认错误,改进工作。后来听说那个所长向上级作了深刻检查,并向报社承认了错误。

特别使我没想到的是,时隔3年,我再去北京送稿时,又到这家招待所居住(因为这家招待所距车站和王府井都近,办事方便),可一看,原是招待所的多排平房都被拆掉了,准备盖楼房,招待员说等楼房盖好才能接待客人。可我看有两间没拆的房间,似乎还在接待客人,于是我便随便说了句:“你们是不是给熟人留的床位?”这一来,服务员警觉地站了起来,慌忙说:“首长,可别这么说,3年前就是有人在报上写稿告我们所长的状,说他给熟人留床位,被调离了,如今我们谁还敢给熟人留床位?”他这一说,我连忙起身告辞,生怕再说下去,人家就会知道当年那个写稿者是我了。

你看,一篇小小的豆腐块,不仅惊动了总参的首长,还直接导致了招待所长的调离,并使这件事的影响延传到3年以后,真没想到啊!

我对报道工作的热爱和乐此不疲,还基于这样一件小事。

一天上午,我偶感头晕,就回宿舍躺在了床,谁知一下子进入了昏睡状态。这时,隐隐觉得宿舍的门开了,门口闪过两个人影,我偷偷一瞧,原来是师张副政委和宣传科王科长来宿舍检查卫生。我大吃一惊,心想糟了,这回肯定要“挨尅”了。在慌忙中我一时想不出对策,就索性闭上眼装出睡熟的样子。张副政委看到有人在床上睡觉,便严肃地问道:“谁大白天在宿舍睡大觉?查一查,要他在党小组会上作检讨!”王科长小声告诉张副政委说:“这是报道组的杨干事。”这时,张副政委的口气由嗔转喜:“嗯,我知道了,这就是报道组那个大学生杨干事呀,他一定是晚上打夜班写稿子太累了,咱们别打扰他,让他好好休息吧”。说完,他顺便从旁边的床上拽过一件大衣盖在我的身上,然后和王科长轻手轻脚走出了宿舍。当时,假装睡觉的我听了两个领导的对话,顿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再摸摸身上加盖的军大衣,感动和羞愧交织在一起,我蒙着被子幸福地哭了。我想,如果领导非让我在党小组会上做检查,也不能说不应该呀,可领导偏偏从正面理解我,如此宽宏大量,这是对我们报道人员最大的关心啊!

正是在这种严格而宽松的氛围中,我一直无怨无悔地干着“土记者”工作。18年中,我在军内外报刊刊登各种稿件1000余篇,荣立三等功3次,我也因为写作上有了一点小名气被解放军报社调来成为专职记者、编辑。

直到退休后,我还特别怀念在部队当“土记者”的日子。它虽“土”却接地气,虽累却见多识广,虽难却磨炼意志。我感觉报道工作本身,就如同我又上了一次大学。基层报道工作,不仅引我步入了新闻记者的门槛,实现了我从小就有的“记者梦”,更使我收获了干其他工作所没有的素质和精神财富。即使我在年已古稀的今天,每当回忆起当年做报道工作的往事来,还对18年“土记者”——新闻干事生涯念念不忘,一往情深!

(作者系本刊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