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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军事记者》编辑部

出版 长征出版社

印刷 解放军报社印刷厂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4467/G2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1002-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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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借书拾趣

作者:■潘春华

借书阅读,对于现代读书人来说是一种常态,图书馆里的图书琳琅满目,想要读什么书,很快很方便就能借到。然而在古代,读书人向藏书人借书绝非易事。古人对借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袁枚的“书非借不能读也”,一是叶德辉的“书与老婆不借”。同样是借书,何以会有如此迥然之态度,这恐怕还得从借书的历史谈起。

据史书记载,早在两汉以前,读书人已开始相互借书。那时,在藏书人与借书人之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礼仪。即借书人在向藏书人借书时往往以一瓻(音chī,古代陶制酒器)酒相酬,还书时又以一瓻酒相谢。古人谓之“借书一瓻,还书一瓻”。 《野客丛书》卷十说:“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宋代诗人黄庭坚借书诗中也有“不持两鸱酒,肯假一车书”。说的是借书要送“一鸱”酒。这里说的“鸱”,也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据何蘧《春渚纪闻》卷二说:“古人借书,先以酒礼通殷勤,借书还书皆用之耳。”试想当年寒门学子,若无钱买酒,借书之难,可想而知。

在雕版印刷技术未出现之前,书籍大都通过人工抄写完成,加之那时纸张并不普及,其宝贵程度对于读书人来说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书籍得之不易,读书人才格外珍视,不肯轻易借人,藏书人更是如此。魏晋时期就有“借书一嗤,还书一嗤”之说。此话后来被人演绎为“借一痴,与二痴,索三痴,还四痴”。

晋代杜预告诫子辈藏书“勿复以借人”。唐人杜暹在其所藏之书皆钤“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之印,希望子孙善守先人手泽,勿借勿卖,否则便是大逆不道。明代吕坤传言后人“吕氏典籍,……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明代藏书家范钦为其天一阁藏书楼立一禁牌,上书“擅将书借出者,罚与不祭三年”。明人钱毂有藏书印咒曰:“百计寻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隋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读真其愚。”明人陆容则干脆说,借书不还,是盗贼之行。清代藏书家钱大昕甚至诅咒,“有借不还遭神诛”。明代藏书家虞守愚在其藏书楼门榜挂上“楼不迎客,书不借人”的条幅。清光绪年间广雅书院山长梁鼎芬撰《丰湖藏书四约》怒斥“借书而不还,谓之无耻!”清初藏书家曹溶在其《古书流通约》中则更直白:“书即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特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也。”

古代借阅手续繁多,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借书人借阅行为。如清末梁鼎芬立的《丰湖藏书四约》中有“借书约”规定:“每月以初二、十二、二十二这三日为限,借书者,是日清晨亲到书藏携取,用洁净布巾包好,徒手者不借……借书之期,限以十日。……借书不得全帙携取,五本为一部者,许借一本,一本读毕,再借第二本。若一本为部者,许在书籍桌中翻阅,不得借出。”此外还规定地方长官、衙署幕友、学校教授官、监院等不借,因这些人“公门转折,事繁弊杂”,怕书借出后收不回来。再如藏书家曹溶所订《流通古书约》云:凡借人家书,必须先带上自己家的藏书目。登门交给书主过目。如果对方看过以后,发现自己也有想看的书,那就约定日期,各人到对方家中去抄录,而且所抄书的数量必须对等。抄完后,各将抄本带出门,原本不能带走,以防遗失。

此外,古代的藏书家大都爱书如命,他们通常不愿轻易将书示人。如果有人向他们借阅,即使勉强借出,也常常附加一些苛刻的条件。如清末民初湖南藏书家叶德辉,曾在《藏书十约》中写道:“非有书互抄之友,不轻借抄;非其同志著书之人,不轻借阅……远客来观,一主一宾,一书童相随,仆人不得从入藏书之室。”古代借书如此之难,所以那时的读书人,尤其是贫苦知识分子,读书是十分不容易的。袁枚的《黄生借书说》写道:“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由此可见一斑。

好在古往今来,并非所有的藏书人都如此“小气”,读书人还是能有幸碰到慷慨的藏书人的。《南史》载崔蔚祖“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来从假借,日数十帙。蔚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叫范平的人,家中藏书颇多,每遇到借书人,他不但将书借给他们,而且还为他们置办衣食,以示对读书人的敬重。乾隆年间,有一位名为周永年的进士,字书昌,历城人。博学贯通,为时推许。与晋涵同征修四库书,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乾隆四十四年,充贵州乡试副考官……又以为释、道有藏,儒者独无。乃开借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大文学家苏东坡就很赞同这种有好书共享的态度,其诗“不持两鸱酒,肯借一车书”就可以为证。虽然在过去,肯与众人分享藏书的人寥寥无几,但能拥有这样的胸怀确是一件值得赞叹的美德。

明代宋濂《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曰:“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宋濂小时侯喜欢读书,但是家里很穷。也没钱买书,只好向人家借书博览,每次借书,他都讲好期限,按时还书,从不违约,人们都乐意把书借给他。一次,宋濂借到一本书,越读越爱不释手,便决定把它抄下来。可是还书的期限快到了。他只好连夜抄书。时值隆冬腊月,滴水成冰。他母亲说:“孩子,都半夜了,这么寒冷,天亮再抄吧。人家又不是等这书看。”宋濂说:“不管人家等不等这本看,到期限就要还,这是个信用问题,也是尊重别人的表现。如果说话做事不讲信用,失信于人,怎么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由于宋濂诚信好学,得以“遍观群书”,终成“一代之宗”。

另据《明史》载,邱濬,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后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正是由于藏书人的慷慨借助,加之邱濬勤奋好学,终使其成国之栋梁。

近现代,书籍已成为一种普遍读物,再也不像古代那样珍贵难得,但即便如此,借书同样是一种大忌。围绕借书,发生过许多饶有趣味的逸事。

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之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胡适听说某人在做什么研究之后,便主动将自己的独家书籍资料借给对方。周汝昌先生就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少不更事,竟向胡适提出借用胡先生所藏世上唯一一部无价之宝“甲戊本”红楼梦。不想,胡适居然真的借给了他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胡适不但让专人将此书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从未催问。要知道,胡适去台湾时唯一带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甲戊本”红楼梦。此后,这本书在北美红学会上展出时,仅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常将书借给学生。当时文学系的学生几乎人人手中都有一两本沈从文的书。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在心上。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但是,沈先生晚年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曾有如下抱怨:“最感到无办法的,即我充满好意与热心,把一些重要资料借人后,收不回来,可谓糟糕之至!……又能有个什么办法,使得那些借用我材料的朋友,也能回报我的好心,能一一把借去的图书资料见还。”

与胡适、沈从文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对书异常吝啬。他和鲁迅反目后,将鲁迅的许多书据为己有,不许鲁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诲子弟不要将书借给别人。

台湾作家柏杨在《借书不还,天打雷劈》中说:“知识分子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书被人借去如石沉大海,等到自己需要时,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因此他的书概不外借。

近代学人黄侃,治学不倦,爱书成癖,家富藏书。其师章太炎谓其“有余财必以购书”。即便如此,却仍不免借书之苦,曾有诗云:“十载才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借书痴”的典故,则是古今读书人所共知,且津津乐道的。

余秋雨曾在《文化苦旅·藏书忧》一文中写过一件事:他的朋友不知何时借过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一次他去那位朋友家,在书柜中意外的发现了那本书。那位朋友看余秋雨看书看得入神,便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放在我这里也没什么用。”令余秋雨哭笑不得。

现代作家中,有许多乐于助人的慷慨大方之人。叶灵凤先生曾说过:“借书给人,好像在沙漠旅途上将自己的水壶慷慨地授给同路者,是希望获得一个伴侣和同好者,能够共享自己已经感受到的满足和愉快。”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1949年起就经常让秘书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北京图书馆借书。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特意委托身边工作人员申请办理。最终,他领取了北京图书馆编号为1的借书证。1954年,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要用可以抄,就是不能借出。事情一时陷入僵局。最后,在田家英和汤用彤的反复努力下,向达同意破例借书。但是必须一个月之内归还。毛泽东很守信义,第28天就把书归还给北大图书馆了。留下一段有关借书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