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融合传播时代涉军谣言的应对策略

——以“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为例
作者:■肖 飞 张智伟

提 要:分析“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涉军谣言引爆动因发现,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合的舆论生态下,以微信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渠道对话感极强,极易为谣言创设出“伪真实”环境;传统媒体在融合传播竞争压力下极易失去专业意识,陷入盲从轻信受众情绪的窠臼;自媒体以暗示手法规避官方引导管控,极易激发受众更强烈的反感情绪。在融合传播时代,应当树立“舆情就是战情”的敏感意识,主动回应涉军传言谣言;应当推动落实媒体报道网上网下“一个标准”,阻断涉军谣言的引爆渠道;应当试点建立互联网失信惩戒机制,增加传播涉军谣言成本;应当开展化危为机战略传播,提高公众对涉军谣言的免疫力。

关键词:融合传播;涉军谣言;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军力度的加大,涉军负面事件大为减少。但由于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迅速兴起,造成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融合的舆论新生态,导致在社会公共事件中涉军谣言有频发的趋势。2017年11月爆发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中,在微博微信上生成、发酵的涉军谣言成为引爆网络负面舆情的导火索,对我军形象造成严重损害。本文以此为案例,剖析融合传播时代涉军谣言的引爆动因,并提出若干应对策略。

一、融合传播时代涉军谣言的引爆动因

一是以微信为代表的人际传播渠道对话感极强,极易为谣言创设出“伪真实”环境。“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爆发时,核心信息均来自民间,发布者都声称自己的身份是家长,网络上流传的多张爆料虐童的幼儿园家长微信群聊天截图也使得谣言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即使在警方调查结果公布后,仍有网友质疑“妈妈没有造谣的动机”“没必要拿自己的亲生孩子造谣”。在爆料贴文中,家长们均表示事件细节是出自孩子之口,孩子们的说法互相印证,如“很多孩子亲眼所见,描述一致”“被罚站的小朋友自己亲口说的”。父母的身份、孩子的说法,通过微信群截图使得谣言很快得到了网民在事实和情感上的认同。由此可见,微信群隐蔽性强、对话感强、真实感强,既难以监测管控,又容易受到信任转发,应当成为业界和学界在谣言管控引导中思考研究的重点。

二是传统媒体在融合传播竞争压力下极易失去专业意识,容易陷入盲从轻信受众情绪的窠臼。事件爆发第二天,一些纸媒与腾讯、新浪等媒体记者涌向红黄蓝幼儿园门口,部分传统媒体记者对“幼儿园家长”的采访视频大量转发,成为刺激舆情发酵、谣言传播的重要推力。从采访视频内容看,记者几乎没有对家长提供的信息表示任何质疑或深度追问,也没有向医生、心理专家等相关专业人士咨询事件细节发生的可能性和可能对儿童造成的后果。比如,在腾讯财经栏目《财约你》发布的视频中,一位母亲称自己孩子看到了爷爷医生、叔叔医生,“幸亏我孩子会喊会说,被赶了出去”,记者没有进一步追问这个信息是否得到了其他家长的确认,也没有质疑是否存在家长诱导儿童回答的情形,只是简单采集和报道家长单方面的表述,而根据之后的警方通报,该家长承认为了引起关注捏造虚假消息。由此可见,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进程中,由于受市场和受众的双重压力,多数新兴媒体热衷于追逐刺激,部分传统媒体新闻专业水准有所下滑,如何实现网上网下“一个标准”,值得引起业界和学界重视。

三是自媒体以暗示手法规避官方引导管控,极易激发受众更强烈的反感情绪。勒庞在定义群体时,认为其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对真相的歪曲,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此事件中,以文体明星、八卦博主、网络作家为主的微博大V是重要的转发节点,一定程度上向网民暗示了谣言的真实性,引导了民众情绪。事件爆发第二天,一些娱乐明星集中发声,成为推动事件相关消息扩散的关键节点。以11月23日下午章子怡微博账号@稀土部队为例,由于当天下午出现大面积删帖,@稀土部队晚上发微博称“听说有三种颜色上不了热搜”,并配了一张手拿针管的图片,暗示了事件背后有更大的操纵势力,该微博当天转发量就达到100万以上。而后在11月24日,某些明星人物转发了造谣“老虎团”的漫画,将谣言升级为恶意抹黑,攻击解放军是“扛枪的恶魔”。此外,还有不少自媒体账号蹭热点介绍虐童电影、性教育教材、儿童防性侵知识等,诸如《虐童、性侵是怎么毁掉孩子一生的?可怕的是,它就藏在宝宝的身边》等内容,将尚未明确的事件核心信息固定化,无形中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判断。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面对谣言最好的手段并不是删帖,没有配合信息发布的删帖反而会导致民众更大的反感。

二、融合传播时代涉军谣言的应对策略

一是要树立“舆情就是战情”的敏感意识,主动回应涉军传言谣言。在本次事件中,从舆情爆发到调查事实、信息发布仅间隔1天时间,在时效性上已经大大超越以往。但客观来说,在舆情爆发后最为重要的“黄金4小时”,涉事单位由于事实未明没有发声,加之受商业公司和网络管理部门删帖影响,引发网民对“军队掩盖真相”的大量猜测,成为推高舆情的重要因素。面对涉及本单位的涉军谣言,即使事件真相尚未清楚,即使事件事实与己无关,相关单位也应当把舆情当做战情,遵循“先报态度、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续报结果”的流程,主动展现直面传闻的态度和彻查清楚的决心。在舆情处置制度建设中,也应当明确涉事单位必须主动回应重大舆情事件中涉军传言的职责,推动各级单位切实担负好主体责任。

二是要推动落实媒体报道网上网下“一个标准”,阻断涉军谣言的引爆渠道。本次事件中,不少媒体在舆情发生不到一天的时间内采访了多位家长,未加证实就将信息发布至互联网,客观上起到了助推谣言传播的作用。其中既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更多的是新兴的互联网媒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党媒与市场媒体、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时政报道与其他报道、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都是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2017年8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经出台《关于规范报刊单位及其所办新媒体采编管理的通知》,针对新闻采编管理制度、内容审核把关制度等做了规范,但尚未对违规行为如何处置进行明确。下一步应当制定相应细则,防范媒体为追逐热点、吸引眼球而粗制滥造、误导公众,推动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增强新闻报道专业性。在涉军信息上,这一要求应该标准更高、率先推进。军队相关部门应与国家新闻出版管理单位和互联网管理单位加强协调配合,对采编流程不规范、不遵守“真实、全面、客观、公正”原则而传播涉军谣言的媒体作出相应惩戒,为涉军信息传播塑造良好媒介环境。

三是要试点建立互联网失信惩戒机制,增加传播涉军谣言成本。本次事件中,大量自媒体营销号和娱乐明星推动了谣言传播,甚至有文体明星利用谣言恶意攻击、诋毁解放军。但事件处置仅针对捏造谣言的少数人,而对传播谣言引发重大影响的网络意见领袖却没有丝毫涉及,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他们为了吸引网民注意力而不加甄别地传播涉军谣言,纵容了恶意抹黑军队形象的行径。分析近几年的涉军舆情事件可以发现,经常出现网络大V在互联网平台上传播涉军谣言的现象,背后的原因部分也在于对这一行为缺乏相应惩戒措施,违法违规成本很低。下一步可以以涉军信息为试点研究建立互联网失信惩戒机制,明确造谣、传谣、恶意诋毁的界限,通过将造成恶劣影响的行径列入国家失信记录、将造成恶劣影响的账号暂时性或永久性关闭、对造成重大影响的行为诉诸治安管理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等措施,让名人、明星等网络意见领袖增强规范信息发布的自觉意识。

四是要开展化危为机战略传播,提高公众对涉军谣言的免疫力。有效应对引导涉军谣言,不仅要针对一时一事的现象,还需要加强综合防治,围绕公众关切进行战略传播,消除涉军谣言的社会心理和滋生土壤,夯实公众对军队建设的信任度和支持率。近年来,涉及军车肇事、假军人等方面的负面舆情大为减少,其重要原因在于2013年我军借“南宁假军车事件”在《焦点访谈》节目推出“让假军车无所遁形”专题,集中揭露了同类谣言及其网络炒作手法。在红黄蓝幼儿园涉军谣言真相大白的舆情消亡期,我方应当抓住主动宣传的良好契机,积极协调主流媒体对这一典型个案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给地方民众留下反击谣言的深刻印象,从而消解类似舆情爆发的社会心理土壤。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