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抗战时期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的特点

——基于《周恩来年谱》的研究
作者:■匡晓沁

提 要:周恩来在我党抗战时期国际宣传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举世闻名。抗战时期周恩来与外国记者的交流活动,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以极富人格魅力的私交带动对外宣传,二是指导方针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针对性,三是借力打力,促进统一战线。

关键词:周恩来;抗战时期;记者交往;国际宣传

作为开国第一任外交部长,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举世闻名,而其外交生涯的肇始则可以追溯至更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亲自建立我党最早的外事机构“国际宣传组”,积极与各国记者及友好人士交往,宣传我党主张,扩大国际影响,努力争取各国对我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为开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前,中国一直处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国民党在对我党进行军事“围剿”和新闻封锁的同时,不断丑化、抹黑我党我军的形象;在国民党的新闻媒体上,歪曲、攻击我党的新闻屡见不鲜。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新闻机构由于编辑方针的反共倾向,加之由于种种限制无法实地采访苏区以及我党我军人员,大部分新闻媒体均选择采用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因而在外交方面,我党的处境相当不利。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世界建立反法西斯阵营的大背景下,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被西方重视,同时西方媒体开始关注我党的相关政策主张。作为我党驻国统区最高领导人和统战及外宣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积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国统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美英等国驻华代表和记者开始接触交往,努力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争取各国记者能够客观公允地报道我党我军的真实行动,还原我党我军的真实形象。在周恩来与外国记者的交流活动中,通过对《周恩来年谱》的研读,笔者发现交流活动主要有两种:

一是建立并领导外事机构。抗战期间,周恩来分别在武汉、重庆、香港等地建立并领导专门的工作机构,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国际宣传组、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等,代表我党与外国官方机构和记者等民间人士进行交往。据《周恩来年谱》(1898-1945)记载,1938年1月,为落实在港建“八路军办事处”一事,周恩来专门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与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商谈后,经卡尔帮助,获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该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为廖承志,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该办事处建立后,不仅争取到了各方物质上的援助,更在突破日本和国民党顽固派新闻封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帮助创办、发行了《华商报》与《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抗日的中英文报刊和国际新闻社,与大量的外国记者进行接触,将我党我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如实传播出去,传达了我党我军的声音,使得一部分外国媒体报道了中国抗日军民的真实情况。同时,办事处还组织了对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及政策、声明的英文翻译和海外出版发行工作,使我党的政策方针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二是亲身参与交流活动。根据当时面临的现实情况,周恩来从会晤、会见到写信、致函等方式,充分发挥了其外交才能,用个人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大批外国记者。美国记者斯诺就曾表示,周恩来本人作为他会见的中共中央第一个主要领导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说出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中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他用不卑不亢、温文尔雅的谈吐及真实坦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外国记者的信任,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我党我军的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通过对这些交流活动的分析,笔者得出抗战期间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交往活动具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以极富人格魅力的私交带动对外宣传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之父”“外交之魂”,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渊博的学识素养铸造了高超的外交艺术。温文尔雅、有礼有节、刚柔并济,极富人格魅力,几乎所有与他交往过的外国记者都对他交口称赞。钱其琛在《认真研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一文中写道:“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都向他致敬,没有听到有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在与外国记者的交往过程中,周恩来不卑不亢,始终保持真挚坦诚的态度,使他与大多数接触过的记者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带动私人外交、民间外交的发展。

周恩来积极的对外联络和宣传活动,增进了外国记者对我党我军的了解,扭转了其中的一部分人对我党我军的刻板印象。外国记者过去由于国民党的丑化和歪曲宣传,导致对我党我军全面否定和对国民党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同时,周恩来在与各国记者的交往也在无形间拓宽了我党我军的外交空间,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有形的是交往,无形的是宣传。在结交友人的同时,使我党我军得到国际援助,获得国际认可。可以说,周恩来的私人外交成为我党我军对外宣传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宣传工作,由于环境和形势所迫,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以私人外交促进官方外交,以民间促官方,极大地拓展了我党我军的外交空间,逐步打开了我党受压迫、受限制的外交僵局,打破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国外交的垄断。

二、指导方针具有较强的时效性、针对性

周恩来通过对时局的判断和预见,做出的指导和提出的方针都具有较强的时效性与针对性。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39年12月23日,周恩来在沈钧儒住处会见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此后几天同斯特朗数次长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投降和内战的阴谋,即将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但同时嘱咐斯特朗:这些材料暂时不要发表,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他表示不希望因过早地暴露这些冲突而加剧摩擦,不过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更加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1941年1月底,周恩来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他发表所知道的情况,并附去中共中央军委会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正式声明。随即斯特朗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揭露皖南事变。

正是凭借着对时局的精确把握和对国民党当局的了解,周恩来在与外国友人的交往过程中分寸把握十分到位。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4年1月9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董必武电:对英美人员的交往应该注意区别,有的只做一般交流,有的可交换情报,但必须注意机密。周恩来态度的这一转变,正是靠着对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认清英美亲蒋不动摇的本质及时作出的调整。既依靠外国记者传播我党我军的声音,同时又时刻牢记时效性,注意分辨时机、场合和现实条件,显示出他对时局把控的精准性。

三、借力打力,促进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作为我党驻国统区最高领导人,同时负责统战工作和我党对外联络、沟通工作。利用这一特殊身份,周恩来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对外交往,不断宣传我党主张,传播我军声音,扩大国际影响。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41年7月19日,针对国民党中央社污蔑我第十八集团军“擅自行动”一事,以第十八集团军驻渝代表身份发表《关于第十八集团军行动真相》的谈话。由于国民党当局不准《新华日报》登载,周恩来请叶剑英搜集整理这类材料转廖承志在南洋诸报发表。1945年7月28日,根据美国战时情报处(美国新闻处)重庆分处处长费思所提的要求,周恩来起草复函:延安新华社愿代表边区新华书店及解放社与美国战时情报处实行出版品之交换;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出版物名称、地址及发行额,亦可由新华社按期通知美方;若能争取国民政府取消无理检查、不加扣阻,则美国战时情报处与延安之间“彼此可以邮件来往”,新华社更愿与你们实行无线电交通;我们欢迎你们派员在延安、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在华美军中进行宣传工作,并愿“保持有关事项工作之联系”;抗战期间同意你们在边区及华北、华中根据地设无线电收音机,并愿意收听你们的无线电广播,也请你们转告给有关各方收听延安新华社英文广播。

周恩来借助在对外交往中逐渐提高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与外国记者的交往活动,对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施加了无形的压力,进一步拓展了我党外交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抹黑、丑化我党我军形象的行为。他借力打力,巧妙运用其他力量,促进统一战线的深度发展。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