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我搞报道的3次教训

作者:■杨玉辰

我到军报当编辑之前,在基层部队搞报道工作已有18年,其间有经验亦有教训。其实,经验也罢,教训也罢,都不过是经历了某种实践后的切身感悟。不同的是,经验是成功的直接收获,而教训是经历曲折或失败后的间接收获。二者相较,教训有时比经验更刻骨铭心,更使人大彻大悟,因而也更宝贵。所以,我在这里谈谈自己搞报道方面的3次教训,与初学新闻写作的年轻朋友们分享,或许能起到某些扬我之长避我之短、以我为鉴少走弯路的作用。

教训之一:

使人蒙羞的假报道

很少有人知道,我当报道员后的第一篇报道是假报道。

那是1968年,我大学毕业刚分配到部队当大学生连报道员。当时虽正在“接受再教育”,还没正式入伍穿上军装,但学生连也按部队的要求选配一名报道员,专门负责学生连的报道工作。那时连长和指导员(都是军人)以为我是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搞报道是“小菜一碟”,就指定让我当报道员。我也信心满满,自觉比其他军人连队的那些只有初中文化的报道员强多了。他们还接连不断在军报和军区报纸上刊稿呢,我自然不在话下。然而,真正干起来,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虽然天天加班加点、日以继夜地写稿,可连续投出去30余篇稿件都石沉大海。特别是听到“大学生还不如咱们中学生呐”的风言风语后,我感到空前“压力山大”。

深夜,我一个人坐在连队机井旁的小屋里,绞尽脑汁,冥思苦想。当想到白天看到的一篇报道《以表扬为“警戒”》时,一个大胆的假报道的轮廓形成了。于是我奋笔疾书,一篇800字的《赞扬声中找不足》假报道完成了。为了早日见报,我未经领导审查就贴上邮票,投进附近的信筒寄走了。一周后,军区的《战友报》赫然刊登了我的这篇处女作。我欣喜异常,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中。

正当我要将这一“成果”向上级机关汇报的时候,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他严肃地指出:“据咱连的同志反映,这是一篇严重失实的假报道。其一,咱连的年终总结还没开始,你就在稿件的第一句话里讲‘在我连年终总结期间’,显然在时间上打了提前量;其二,文中提到的我和连长那件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显然是‘合理推测’的;其三,文中的地点和对话内容也有较大出入。以后,一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宁可咱连的报道成绩是‘光头’,也不能写假报道!”后来,我又看了师政治部关于“稿件实行‘三见面’的制度”(指稿件发出前,要与当事人、本单位群众、领导或政治机关三见面),认真检讨了我“见报至上”的思想,吸取了这次假报道的教训。一个月后,我终于在《解放军报》上刊登了我的第一篇稿件,不仅为连队挽回了声誉,也因此被师政治部看中,不久就被吸收入伍,成为解放军的一名副连职军官、师政治部新闻干事。

此后的18年报道生涯中,以及在后来的编辑记者工作中,我写过大大小小上千篇稿件,无一失实。这要归功于我彻底吸取了当年写假报道的教训,它像刻在我心上的一道疤痕,时时提醒着我:新闻报道的灵魂是真实,不管刊稿的压力有多大,都不可写假报道,任何一点弄虚作假都是对读者的犯罪!

教训之二:

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

凭良心说,我这个人不是马屁精。那种主动报道顶头上司、无原则吹捧领导、写文章挂领导大名等拍马屁的事,一向被我嗤之以鼻。可仅有一次的“例外”,一直让我羞愧难当,有一种“拍马屁让马踢了”的隐痛。

那时我在石家庄某军队院校当新闻干事,一次,与我一直关系不错的组织处李处长悄悄告诉我说:“咱们学院政委是个老革命,虽文化不高,却喜欢在报刊上登登文章露露脸,你能不能为他写一篇像样的文章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样,对他、对你也对咱们学院都有好处。”我听后先是摇头,既而又犹豫不定。他见我有些心动了,就主动为我选题目、找材料,紧忙乎。因为我是第一次为大首长代笔,不能盲目打无把握之仗。于是,我专门去了一趟北京,把写好的初稿先请军报编辑审阅。在两天的时间里,我按照编辑部意图认真修改稿件,直到编辑满意并定稿后我才返回石家庄。心想,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政委审完稿点了头,我就可将这篇2000多字的文章以政委的名义登上军报的版面了!于是,一到单位,我就把稿件交给政委审稿,本知道是“走过场”,可也得走走。

没想到,政委这回可认真了。他看过稿子,立刻把我叫到办公室,第一句话就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你这篇稿子写得很不好!”我的脑门上顿时浸出汗珠,连忙说:“政委,这是初稿,有什么不恰当的可以修改!”政委的脸色由嗔变喜,然后闭上眼睛慢吞吞地说:“要写嘛,可以这样写——”他把学院从建校至今的发展过程讲了一遍,又把学院部编制、体制、教员队伍、学员对象等等如数家珍地说了好大一阵,并说要写就得这样写才全面。我想假如照他说的写,怕军报的一个版也登不下;再说,人家根本不会登这样面面俱到的文章;更重要的是,我原来起草的已被军报编辑定下来的稿子就只有报废了。怎么办?我插话问:“此稿以政治部主任或宣传处长的名义发表行不行?”政委坚定地说:“以谁的名义都不行!”说罢,他一拍桌子就气冲冲走出办公室。我在办公室等了10分钟还不见他进来。我想,反正稿子是通不过了,就豁出去冒犯他一次吧!于是拉开房门,也气呼呼不辞而别。心想,等挨尅吧。没想到,之后竟平安无事,除了枪毙了这篇稿子外,政委再没有找我的麻烦。只是我以后路上见了政委,总像老鼠见了猫,绕道躲着走。

事后想起此事,直觉窝囊:一个从不好“拍马屁”的人,第一次拍马屁就拍到“马蹄”上了!这叫“自找”!叫“活该”!我下定决心,从此与“拍马屁”绝缘,永远做一个正直的新闻人,决不像有些无聊的文人那样,以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求苟且偷安或重用升迁。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有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啊!

教训之三:

道听途说,弄巧成拙

那年冬天,部队搞野外训练,本来我应该随部队去报道训练,可是因有别的重要报道任务,就留在了机关。半个月后,驻外训练部队都回到了营房,我即刻按照政治部的安排,到基层部队了解前些天的野外训练情况,可连续两天没发现有值得报道的新闻线索。正当我为能否完成这次报道任务发愁时,连队一个男战士主动给我提供了这样一条报道线索——

政治部机关有个女战士姓刘,是部队为配合机关学习文化科技知识临时设立的文化教员。这次野外训练,她主动报名参加,专门给4个连队的炊事班和机关服务人员补习数学课。野训期间,连降两场大雪。小刘一个人冒着大雪背着小黑板,从这个山村步行到那个山村。每到一个炊事班,她就先帮助炊事班炒菜做饭,等馒头出锅后她又挂起小黑板,利用开饭前的四五十分钟时间,抓紧为炊事班的战士上数学课。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为机关战士上数学课20余次,50多个官兵听了她的课,机关和连队都反映不错。不知是谁听说我要报道小刘,还把一张她在小黑板前上课的照片悄悄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既然小刘的事迹感人,图片也齐备,那就赶紧写稿子吧。

按说,报道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采访,我虽与小刘只有一面之交,印象也一般,但听了这个战士的介绍,觉得素材图片都有,不用专门去采访也可以写一篇小通讯了。为了稿子的时效性,我就根据听到的情况,连夜奋笔疾书,以《顶风冒雪送课忙》为题,写成一篇千字小通讯,并连同所配的照片,第二天就寄到解放军报社。

一周后,稿件配着照片发表了。先是小刘看到报纸后跑来向我表示感谢,后是那个为我提供素材的男战士向我表示“钦佩”,下午还接到小刘的父亲(驻地一个现役团参谋长)一个感谢的电话。正当我得意之时,却没想到遭到一片非议。这些非议是在我当天晚上去机关战士食堂时亲耳听到的。有的说小刘是个干部子女、后门兵,娇气得很;有的说她当兵一年就与连队的男兵违规谈恋爱(估计那个为我提供素材的男兵就是她的对象吧);有的说这个女兵嘴馋,经常到炊事班要好吃的,不给就翻脸;还有人竟当面质问我为什么报道她?是否她给了你什么好处?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这个女兵确实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其野外训练时的表现也没报道稿上写的那样好,报道了她反而有副作用——基层比她突出的大有人在。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我大吃一惊:这就是不经采访和深入调查而只凭道听途说就写报道的后果——本来稿子见了报,领导、本人、群众应该皆大欢喜,谁想到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好事办成了坏事!

这件事就像挂在我头上的警钟,时时提醒着我:报道对象的选择,其实是对报道人员报道作风的严峻考验。你报道一个单位、一条经验,就得对本部队有鼓舞促进作用,对广大读者有引领作用;你报道一个先进个人,就得充分考虑到这个人在周围群众中的威望,发表后得让大家赞同、佩服,并使大家真心实意向其学习,决不是相反。当你选定了报道对象时,一定要以最初掌握的线索为依据,顺蔓摸瓜、认真充分地调查,而不能只凭道听途说或一面之词就草草成篇。倘不能做到这些,以毫不负责的态度来采写稿件,那就只能自尝恶果!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