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报子刊军事记者

我做报道工作的3条经验

作者:■杨玉辰

我当报社编辑之前,在基层做报道工作18年,其间有经验亦有教训。在上期的《军事记者》杂志上,我“披露”了自己的3条教训,这里我再讲述自己做基层报道工作的3条经验。

经验之一:敢于“不懂装懂”

我在石家庄驻军当新闻干事时,一次接到军报编辑一个约稿电话:“八一”之前《朱德选集》要公开出版发行,报社计划于7月下旬发表一个版的“学习《朱德选集辅导材料》”,他准备把这篇理论辅导文章的写作任务交给我。我一听,脑袋都大了:这是一篇指导全军学习《朱德选集》的长篇理论性文章,不但要求撰写者有较好的文字表达功底,更要求有很高的政治、军事和理论水平。而我,平时只是采写新闻稿件,最多偶尔写一点稍带理论色彩的评论或杂文,自己就凭这点“浓水”怎能担负起这样一篇纯理论长文的写作任务呢?然而,编辑既然找上门来了,说明人家相信我能完成这个任务;再说,我干报道10多年来,从来都是对编辑的约稿欣然接受的,哪能将“到嘴的肥肉”轻易推开呢?那就豁出去干一场吧,这样的“活儿”干一次增加一次实践的才干。再说,我们大院就有好几个马列和军事教员,只要遇到困难向他们请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于是,我就硬着头皮,把任务接受下来。

然而,问题又来了:从我收到《朱德选集》的样书到“八一”只有12天的时间了,报社要求一周内必须把稿件交到编辑部,否则就会影响到建军节发表。而报社提供给我的参考材料只有一个两千字的“朱德选集内容简介”。怎么办?我吃了一片“安定”好好睡了一觉,起来后,即刻制定了写作时间表:即3天内把书通读一遍,边读边画重点,有感触或心得就在书中加小条;3天时间把草稿完成,并连夜请专家把关修改;然后坐火车到编辑部送稿并住下改稿。

当我把全书读完时,脑袋又一次大了:面对夹在书中大大小小的六七十个小条子,我犹如看到一团乱麻,一时缕不出头绪。特别是要准备列写作提纲时,竟长久陷入犹豫,不知如何把握。如:这本书的重点有几个?我开始一下子列出了12个,感觉不行,太多;可是当我把重点压缩成5个的时候,又感觉太少了。又想,我说重点有5个,万一专家说有7个或8个怎么办?万一专家说的重点和我说的重点互不搭茬怎么办?后来,在犹豫中我突然变得坚定起来: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就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于是写稿时,心里突然升腾起这样的自信:我就是权威,我说的就是正确的!

就是在这种假装的“自信”的支撑下,我跌跌撞撞完成了近8000多字的初稿。然而面对乱七八糟的初稿,我又不自信起来,甚至连看一遍的勇气都没有了。我把初稿先交给打字员打印,初稿印出来后只简单顺了顺,改了几个错字就复印了。本来我还打算请专家把把关再送走,可正巧友邻部队一个新闻干事到北京送稿,我就让他先把稿子捎到北京,而后我在家随时准备听消息进京改稿(因为据我过去的经验,这样的大稿子不经过几个回合的修改是不会过关的)。

3天过后,报社编辑部终于来了电话。那个编辑是这样说的:“我们收到你的稿件后,当即印发给报社领导人手一份,各位领导一致认为:这篇稿子写得很好,我们准备下周全文刊发。”接完电话,我长出了一口气后,竟趴在桌上大哭起来,这是兴奋、激动和欣慰的泪水啊!我想:如果当初我将这写作任务辞掉,岂不是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写作锻炼机会?

此稿的成功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敢拼,才能成功。特别是当写作的实践机会到来的时候,万不可轻易说“我不懂”“我不会”,而要尽可能硬着头皮抓住它,勇敢地接受它,然后在压力下把“不懂”变成“懂”,把“不可能”变为“可能”。要知道多一次实践,就多一次“懂”和“会”的机会;而多一次成功经验的积累,就使自己的写作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经验之二:善于“多维思考”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常把一些书上的定论或大家都认可的观点,往往不加分析、不加思考地照搬使用。这种“拿来主义”虽然省了我们一些劲,但给读者的印象则往往是老生常谈缺乏新意。改变这种现状的办法之一,就是“多维思考”。

一次,我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杂文,其中引用了“滥竽充数”的典故,谈到南郭先生不懂装懂的问题,认为南郭先生之所以不被重用,就是因为他业务能力低下,不懂还装懂。我觉得这个论述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于是我写了一篇《南郭先生的第二个错误》,认为南郭先生不仅不懂装懂,还不注意向周围的同事学习。自己开始不懂装懂是由于业务能力低下所致,当自己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应该虚心钻研业务技术,特别是向周围的同事学习。试想,他周围的同行有299人,个个都比自己强,只要放下架子,虚心向同行请教,也不至于齐宣王死后换成齐湣王多年你还不会吹竽吧。这篇文章发表后,被评为优质稿。编辑认为这个观点有新意,没有沿用“滥竽充数”不懂装懂的旧含义。

由此我得到启发,又一次找出了这个典故的原文。此文出于《韩非子·内储说上》,全文是“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此文连同标点在内,只有53字。奇怪的是原文并无标题,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人为此文加上“滥竽充数”的标题了呢?不得而知。要知道此文一加上这个标题,其主题就变成“滥竽充数”或“不懂装懂”这样唯一的主题了,这限制了多少读者的多维思考啊。后来,我专门请教了几个学者,他们认为这则寓言是一篇无主题或多主题的文章,它像一粒怪味豆,一个人品有一种味道,不同的角度去品有不同的理解。譬如,有人从这则寓言故事中悟出齐宣王不善于考核和选拔人才——听吹竽时老是喜欢听300人的合奏,致使像南郭先生那样的人也长期混在乐队里;有人则指责齐湣王不会用人,不知用人之长、避人之短,而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像南郭先生那种人应该让他到合奏队去发展,不该让他搞独奏,而齐湣王偏偏让他搞独奏结果他自知难以胜任,只有一“逃”了之;还有的读者为南郭鸣不平:南郭先生并无大错,他的难能可贵的优点是有自知之明,他明知自己只能对付对付搞合奏,而独奏技艺差,不能适应新主子齐湣王的要求,可也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于是不等齐湣王驱赶就自觉退出吹竽队伍了,这不是挺可爱吗?后来我就注意搜集关于这篇寓言的评论,并与战友一起归纳整理了此则寓言的18个理解角度找出18个过去人们没有发现的新含义。倘若这不同的角度用在不同的文章中,那就比单纯一个“滥竽充数”的含义丰富多彩和新鲜别致多了。

这个“多维思考”,打开和丰富了我的求异思维之门。后来我又学习了一些前瞻思维、逆向思维、预见性思维等方法,凡是认识或分析一个事物的时候,我就多拐一个或几个弯,这样的思维习惯逐渐形成之后,写东西就有了新角度、新观点和新发现。这些年来,我写过几百篇杂文,其中有新意的作品大都与借助于多维思考有关,它成为我从事写作活动不可缺少的方法。

经验之三:不怕“四不像”

初学写作时,我尤怕编辑说我的稿子“四不像”,所以总是把写作的功夫下到开头结尾、篇章结构等外在形式上。后来,军报上的一篇消息,彻底颠覆了我的这一看法。

这篇消息,开头只有“本报讯 记者某某报道”的字样,而接下来没有任何文字叙述,只有一个表格,表格里写满某个连队的各种训练指标和完成的数字。看完这些数字,你就会对这个连今年改装后的突出训练成绩、技术创新等有了较深的认识,此稿后来还被读者推荐为好新闻。于是我吃惊了:按照新闻教科书对新闻的定义,这纯粹是篇“四不像”的稿件嘛!我带着这个疑问向编辑请教,编辑告诉我,不要轻视“四不像”的新闻,因为“四不像”本身就是“一像”——不是原来的动物“四不像”如今也被科学家命名为“麋鹿”了么?啊,我的脑子里原来对“四不像”不一直是否认和排斥的吗?这时我才明白,在写作上,所谓“四不像”往往是创新的表现。可以这么说:凡有“四不像”的地方,往往就有创新之亮点在。

有一次,军报编辑要我帮助他们设立一个创新的言论栏目,我们经论证,为新栏目定了位,栏目名字叫《军事纵横谈》,特点就是“四不像”——像是新闻评论,但新闻性淡化;像是署名评论,但要采用杂文的写法;像是军事言论,却要从政治的角度谈;像是供军人看的文章,而地方读者也有兴趣读,读得懂。我按照这个栏目的要求率先为其写出了开篇之作。之后两年里,我先后撰写了《以敌为师》《纸上谈兵辩》等23篇文章。后来这个栏目里的文章还被编辑成两本书,其中的文章被《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收录多篇。该书的主编、杂文家曾彦修称这些“四不像”的文章是“绝妙的杂文”。

记得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军报开辟了一个栏目叫《自卫反击战作战经验选登》,编辑约我为该栏目提供一篇文章。而我当时在石家庄一个军校当新闻干事,既没有参加作战,也没有去参战部队采访过,怎么写?于是我就在“四不像”上动脑筋,忽然想到我们学校几个教员到前线部队访问过,并且正在把这些作战经验搬到课堂上,于是就采访这几个教员,采用“教学备课讨论”的形式,既有几个教员的研究讨论,也有问有答、有插话补充,结构不拘一格,生动活泼。就这样,一篇3000余字的“作战经验”顺利通过和发表。尽管此稿有点“四不像”,却因形式新颖、内容实在而好评如潮。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