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我们看到不少人从“好同志”沦为“阶下囚”，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坠入“黯淡无光的铁窗生涯”，一时间“忽喇喇如大厦倾”。
他们从昔日“政星”，蜕化为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没有处理好公私问题。
公私二字，检验作风、检验官德、检验党性，检验一切。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李氏家族有一人为官廉洁，公私分明。一天，他正在烛光下办理公务，有人送来一封家书。他当即灭掉公家的蜡烛，点燃自家的蜡烛。因为在他看来，公与私之间不能越雷池半步。
“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廉与贪之间的界限，就是公与私之间的红线。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把以权谋私、公私不分作为极大的耻辱，怵然自惕。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某日，唐亮将军深刻反省，写检讨一份：“写私信用公家信封若干，信纸若干，墨水若干等。”秘书不以为然：“区区芝麻小事。”将军正色曰：“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检验为公还是为私、倡公义还是徇私利，不只在惊天动地的大事，亦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小事。
南宋赵善璙在《自警编·诚实》记载：曹彬为世宗亲吏，掌茶酒。太祖尝从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与。”自沽酒以饮太祖。及即位，语群臣曰：“世宗旧吏，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好一个官酒不敢相与！正是因为曹彬公私分明，不以公酒讨好赵匡胤，遂在以后得到重用。
在公与私之间如何取舍，更昭见共产党人的信仰、境界和品性。延安时期，张闻天陪同来访客人参观，吃饭时上了火鸡、海带炖肉等菜肴。席间，张闻天仅吃了两碗小米饭，菜一筷子都没动。事后，有人问之，张答道：“菜肴是让客人吃的，我不能揩公家的油。”
像张闻天这样以公为上，在老一辈革命家身上多有体现。1952年的一天，警卫员给彭德怀泡茶，他发现茶叶不对，一听是管理科送来的就火了：“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事情不大，可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彭老总要求茶分开放，个人喝茶绝不从公家茶罐拿。
公私分明到如此地步，自然不会把个人利益凌驾到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相反，人只一念贪私，便销钢为柔，塞智为昏，变恩为惨，染洁为污，坏了一生人品。所以，少些私欲，不搞以权谋私，便能度越一世、清白一生。
西汉中期，张安世任丞相，一心为公，不讲私恩。《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载：“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弗复为通。”张安世面对别人的答谢，竟因此大恨，从此不再与此人来往。是何道理？他认为，举荐贤才是大臣的本分，这是公事，大臣不应通过这件事来树恩立党。
与张安世同朝为官的霍光，权势在其上。霍光私心为重，提拔党羽，拉帮结派，任用亲信。结果，霍光去世后其家族因骄奢淫逸被满门抄斩。张安世家族却因公心为国、克勤克俭，人丁兴旺、数代不衰。
“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建国之初，毛泽东的一些亲友们到北京看望他，当他们提出要毛泽东推荐介绍到北京参加工作时，毛泽东一概没有答应。他认为，这样做，“人民会说话”。为此，他还为自己立下三条规矩：“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
反观今天出现的“抱团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家族式腐败”，根子在于讲私利不讲公义、讲私情不讲原则。作风问题都与公私问题有联系，都与公款、公权有关系。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谨记这一点。
当然，一心为公，不是不讲合法收入、正当利益。列宁指出：“利益对于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我们讲利益，是讲合法所得、正当分配的利益，决不是通过以公谋私、假公济私、损公肥私获得的利益。
宋人朱熹说得好：“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字。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官小，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共产党人一定要有更高的境界，一定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光明正大、堂堂正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