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两弹一星”元勋》第十篇：
《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今天请听《“两弹一星”元勋》第十篇——《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主讲人：军史专家董保存，采制：央广记者王锐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芳允是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跟踪测量系统的技术负责人，陈芳允提出和设计了发射通信卫星的微波统一测控系统的新方案，为建设我国卫星测控网作出了重要贡献。
董保存：“今天我们讲‘两弹一星’元勋当中的陈芳允先生。陈芳允先生说来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60岁穿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他7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位年龄很大、党龄很短的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一位在旧社会1931年出生的人，后来他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的时候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又到英国去进修，专门从事有关电视接收图像质量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做了大量的关于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到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的时候，他已经参加过我们的原子弹的多道脉冲鉴别器的设计方案，后来长期从事了原子弹爆炸测试用的多种脉冲分析仪器的研究。
1965年的时候，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了，这个时候陈芳允担任了我们卫星测量总体技术的负责人，当时卫星测量在我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对卫星的跟踪观测，到底采用哪种手段和方案？我们一点经验也没有，一切是从零开始的。陈芳允就带领我们的技术人员大胆实践，反复论证，不仅主持了技术方案的设计，还参加了设备研制的测量台站的建设工作。经过他和我们众多的科技人员实际考察，分别在新化、南宁、昆明等等这些地方建立了多普勒测量站。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了，地面测控系统很快抓住了目标，进行了持续的跟踪。当时我们的卫星跟踪测量和计算系统及时预报了卫星飞行世界各地的时刻。由于陈芳允在主持方案的时候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圆满地完成了这一次卫星的测量任务，并且为我国卫星测控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陈芳允开始了通信卫星测控系统的研究论证。1984年4月，陈芳允所主持设计的系统在我国发射第1颗同步通信卫星中发挥了很高的效用，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此后，陈芳允提出并主持了“双星定位系统”的研制工作，并在1989年演示成功，在世界上第1次实现地面目标利用2颗卫星快速定位、通信和定时一体化。
董宝存：“1977年的时候，我国建造了‘远望号’的航天远洋测量船，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第四个拥有这样测量船的国家。由于船上多种测量和通讯设备，仅天线这一项就54部，各种设备和电磁干扰十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这时候，陈芳允就采取频率分配的办法，解决了测量船上众多设备之间的电磁波的兼容问题，使各种设备同时工作而不干扰。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成功地解决了我们‘远望号’上电磁兼容这个重大技术难题，在我国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中得到了非常好的验证。
到1983年的时候，陈芳允和我们当时中科院的很多人一块提出了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这样一种设想，这个系统被称为双星定位。这个系统是两颗在精度上相差一定距离、一定角度的同步定点卫星，一个运行控制主地面站和若干个地面站的组成。主地面站在发信号的时候，经过两颗同步定点卫星到用户站，用户站接触到主地面发来的信号以后作出回答。回答信号经过这两颗卫星同时返回到主地面站，主地面站的一颗卫星和用户站之间信号往返，可以测定用户站的位置，然后主地面站把用户站在位置信息经过卫星通知到用户站，这就是所谓卫星的定位过程。2010年10月，随着两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我们中国自主的卫星导航系统已经有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许多国家都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一轮科技发展潮流，1986年3月3号，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向国家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中国高技术的建议。
董宝存：“我们说陈芳允同志在中国科学界的贡献，就不能不说到著名的‘863计划’。1984年的时候里根发出“星球大战计划”以后，第二年6月美国的众议院批准，他们拨款25亿美元。这个“星球大战”出笼以后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当时苏联也好、欧洲也好，他们都提出了对应方案，而且他们的计划都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运作。
当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来以后，我们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时候陈芳允他脑子里几乎全想的这种问题。在1986年2月的一天晚上，陈芳允就找到了中科院王大珩院士。他们那天在王大珩家里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告别的时候，陈芳允正式提议说，说我们是不是联名给现在的中央领导人写一封信，这样可以把事情办得好一些，落实起来也能够快一些。王大珩当时就表示赞同，并且说他来先起草。后来王大珩曾经说过，我这封信我们前前后后写了一个多月，不知改了多少遍，最后终于形成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这个初稿。这个初稿首先就送给陈芳允院士看了，看过以后，他们又分别送给了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老院士。他们几个看了以后，大家都很兴奋，并且表示说这个建议太重要了。他们四个人聚在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郑重其事地在这个信上签上了他们四位科学家的大名，并于当天就送到了邓小平那里。
两天后，3月5号邓小平就亲笔批示，上面写“此事宜速做决断，不可拖延”。最后我们中央就连续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认真地研讨论证了《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后来又拨款在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七个技术领域一共有15个项目，这就是我们著名的‘863计划’。
最后我们还是应该说一段，有的同志曾经概括说，说你要想记住陈芳允先生记住两件事情就行了，他的头发从来是自己理的，他的衣服从来是自己补的。就是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为我们的中国科技事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大家都知道叫诗言志，我们这位科学家陈芳允，他有两句诗可以让我们这些人深深地感动。他这个诗怎么说？他说：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这话说得多好，这也正是这一代科学家他们的追求，他们这种追求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永远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融媒体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