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红色纪念场馆追寻革命先辈齐家之道——
红色的家风 浩然的正气
■解放军报记者 严 珊 梅常伟 岳雨彤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组织部分党员在延安红色家风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杜威龙摄
初夏时节，大江南北绿荫渐浓、山川染翠。
记者一行从首都北京出发，下三湘、走川渝、访延安，追寻革命先辈红色家风的印记。
家庭、家人、家教、家规……一路走来，记者看到舐犊深情也看到家国大义，看到身体力行也看到耳提面命，公与私的考验、情与理的取舍、严与爱的辩证，汇成充盈着清风正气的红色家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回头望、向前走，一个问题始终萦绕记者心头：我们这代人该给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家风遗产？
父辈身教在前，晚辈践行在后——
以身作则是最好的家教
首都北京中轴线北延长线的东侧，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巍然矗立。
步入一个个展厅，在26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中，记者看到了毛泽东曾经珍藏的儿子毛岸英穿过的衣物、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其中，一张父子的合影让记者驻足良久。
父亲是彭湃，一位出身大地主家庭的共产党员，家里拥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当年为了革命，他说服家人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其中一个儿子是彭士禄，新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为共和国的核事业隐姓埋名大半生。
1929年，彭湃高唱着《国际歌》慷慨赴死时，彭士禄还不满4岁。往后岁月，父亲对儿子所有的陪伴便只剩下这张模糊不清的合影，上面写着“彭湃及他的小乖乖”，那是彭湃亲笔写下的父爱。
“父亲将家产毫无保留分给农民，为革命牺牲；儿子把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奉献给祖国，终生不渝。这就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凝视这张父子合影，听着解说员的点睛之语，记者感慨万千。
湖南湘潭，彭德怀纪念馆，在曾保存过“八万言书”手稿的瓷坛前，讲解员贺阳为记者再现了彭德怀与侄女彭钢的一段对话——
“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经济问题？”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批判后，彭钢忍不住问他。“我怎么能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彭德怀说着激动起来，“我要对人民负责！”
“公而忘私的境界，具有感召后辈的强大力量。”贺阳介绍，彭钢后来从事军队纪检工作，她曾说“伯伯的话让我受用一生”。
离开湘潭，一路驱车200多公里，记者来到位于湖南永兴的黄克诚故居纪念馆，讲解员周小玲为记者动容地讲述了黄克诚大将的人生最后时光——
1986年，黄克诚病重被送进医院，但他拒绝治疗，要求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他反复说：“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受黄克诚影响，他的几个子女都在各自领域为国尽力、克己奉公。小儿子黄晴结婚时，用自行车把新娘接到家中，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把婚事办了。”周小玲说。
一路追寻，有赞叹有敬服。李大钊烈士，当年经常捐出薪俸接济贫寒学生和革命青年。他牺牲后，有报纸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宅室内“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他的儿子李葆华，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却一直住着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住房，屋内是老旧的三合板家具；李葆华的儿子李宏塔，常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家三口在仅有55平方米的两居室里，住了16年……
革命家庭，祖孙三代，就这样接力传承，延续着优良家风。
不许私用公物，不许自视特殊，不许搞不正之风——
厚爱就要严管，严管才是厚爱
一个雨过初晴的夏日午后，位于重庆开州盛山公园的刘伯承同志纪念馆，迎来一批批参观者。记者注意到，一个展柜前，人们常常驻足停留，不由自主地轻轻读出声来，口音虽然天南海北，语气却是一样庄重。
展柜中摆放的是一部老式磨损的拨盘式电话机，旁边泛黄的纸上，写有这样一段话：“孩子们！这长途电话是公家为爸爸办公而装置的，你们私事不能用这个电话，更不能把亲友带来打电话。”
不到50个字，是父母对儿女的叮嘱，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为公与私划定的界线。
在一块展板上，记者看到刘伯承立下的另一条规矩：子女成家后必须从国家分给他的住房搬出去，否则“就叫特殊，群众知道了，就不服你共产党的气”。
“很多人没想到，当年领导干部家里管得这么严。”纪念馆馆长黄天亮告诉记者，一些年轻的观众不了解时代背景，甚至会不理解，觉得这是“不讲亲情”。
其实，在记者看来，这样的不解，不仅一些年轻人会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属子女最初也多少会有。记者想起多年前，采访徐向前女儿徐鲁溪时，她讲起的一段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徐鲁溪所在单位调整住房，把她住了多年的只有8平方米的小房子换成了面积大一些的。徐向前听说后把她叫过去，劈头盖脸一顿审问：“是正常调的房，还是搞了不正当活动？是不是托人说了话？要是搞不正之风，马上退出去……”直到徐鲁溪说清原委，才算作罢。
“当时也觉得委屈，差点哭了。”徐鲁溪回忆说，越到后来越能理解，父亲的严格是一种更深沉的爱。
厚爱就要严管，严管才是厚爱——这些年，黄天亮留意搜集中国共产党人家教家风方面的故事，发现老一辈革命家普遍对亲属子女管得比较严，不允许他们自视特殊、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允许他们打着自己的旗号收受好处，乱说话，乱办事。
从展厅回到办公室，黄天亮拿出厚厚一沓资料，如数家珍地向记者讲述：周恩来要求亲属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自己的关系；彭德怀主动要求给侄子压低一级授衔；罗瑞卿要求子女上学填表时只填母亲的名字……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黄天亮说，近年一些腐败案例表明，一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过不了亲情关，经不住“枕边风”“膝下雨”，被亲属子女拖下水，发展为“裙带腐败”“衙内腐败”。
走出纪念馆，晚霞似火、铺满天际，看着人们往家的方向走去，记者蓦地想起一段极具哲思的比喻：“家”和“冢”两个字，区别就在于那个“点”摆在什么位置，这就像家庭建设一样，对亲属子女要求高一点，才能成为幸福之家，低一点就可能葬送一个好家庭。
选择“家”，还是“冢”？显而易见。
我们革命队伍也是一个大家庭，也讲究红色家风——
好家风是守规矩守出来的
记者辗转抵达延安时，黄土高原上的山桃花开得正艳，片片花海，覆在山坡上。
市郊，走进窑洞造型的红色门廊，记者来到延安红色家风馆。该场馆2021年6月建成开馆，截至今年5月，参观人数超过13万人次。
听说林伯渠当了“大官”，老家一位亲属连写6封信，请求他给孩子安排一份工作，林伯渠没有答应；贺龙的儿子考大学失利，希望贺龙出面帮忙，但他没有答应……听着讲解员的讲述，人群中有人点头，有人陷入沉思。
“越是家事越考验人。不少领导干部就是被家人的私心私欲所绑架，从而偏离正确轨道直至走上不归路……”记者在采访本上记录时，听到近旁一名中年人小声说道。
交流中记者得知，这名中年人是来自陕西省委党校的吴永教授，正带着学员进行家风传承与领导干部作风养成相关性的研究。吴教授说，他们前期梳理研究大量资料发现，涵养好家风、保持好作风，必须坚持原则、严守纪律规矩，这需要很强的斗争精神。
“我们革命队伍也是一个大家庭，也讲究红色家风。”听说记者在进行红色家风主题的采访，吴教授分享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退礼。一次，彭德怀的一位老部下为感谢他的培养，托人送了一些烟酒到家中。彭德怀让人将烟酒退回，并且附信批评：“革命同志之间的情谊不应靠物质来表达，要把心思放在为人民服务上。”
另一个是退席。1958年，陶铸带领干部去粤东调研生产情况。为表示重视与欢迎，一个接待单位将各种菜肴摆了一桌子。陶铸十分气愤，仅匆匆吃了一碗白米饭就退席。
“总怕伤害自己和家人、部属之间的感情，就可能会伤害党和人民的感情。”吴教授告诉记者，“党员干部在小事小节上守住原则底线，才能传承好家风。”
这些话，让记者不禁想起周恩来的侄子周尔均接受采访时讲到的“西花厅维修风波”。
那年，工作人员趁着周恩来和邓颖超出差，未经本人同意，对西花厅进行了一次简单维修。周恩来回来之后，看到西花厅变了样，十分生气，坚决不住在西花厅。
“他们知道伯父的作风，担心他不接受、不同意，所以只是铺铺地毯、刷刷墙面，家具就没怎么换，连床都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闲置家具。”周尔均说，当时去看望伯父时，恰好碰上他发脾气批评工作人员，便从旁劝慰。周恩来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是这个国家的总理，如果我带头这样做，下面就会跟着干……一级一级地这样上行下效，就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后来，直到工作人员将那里恢复原状，周恩来才住回西花厅。
这件事以及周恩来的“十条家规”让周尔均对红色家风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在党性原则面前，半步都不能退！”
记者手记
家风从来不是私事小事
习主席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采访回到北京，记者再一次来到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个绣着“娘的心”的针线包前，耳边回响起这样一段话：“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家庭，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发源地。家风正则民心淳，民风清则社稷安。家风从来不是私事小事，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事，能够带动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各种挑战考验、诱惑风险，尤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家风。守好初心，坚决不谋一己一家一族之私；立下决心，过好亲情关、管好身边人、育好下一代。
家齐，国治，天下安。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家风建设，让好家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道德滋养和持久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