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英雄部队，感悟我党我军讲真话、报实情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解放军报记者 宋子洵 付 语
近日，武警延安支队组织官兵到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李云鹏 摄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80年前，中共七大在此召开。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并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不偷？“偷”就是抄袭；什么叫不装？“装”就是装样子；什么是不吹？“吹”就是吹牛皮。为此，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讲真话的重要性。
列宁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记者一路踏访，深切感到：讲真话、报实情，不仅是人民军队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真正有力量的体现。
为什么一份“演练复盘总结”被连续推翻2次——
为了胜利，必须讲真话、报实情
记者来到陆军某旅，恰逢官兵演练结束复盘总结。该旅领导特意强调，总结材料要结合实际，不掺水分。即便如此，某连的材料还是被接连推翻2次。
第一次上报的材料中，“重成绩、轻问题”，用大量篇幅罗列演练中的亮点，讲问题没几句。第二次上报的材料中，问题讲得避重就轻、蜻蜓点水，未触及真正的矛盾。
“讲真话、报实情，是我党一贯大力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否讲真话，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更是对党性的检验。”该旅领导发现，这个连的问题并非个例，所以不再简单地要求重新上报材料，而是组织官兵重温革命先辈敢于讲真话、报实情的故事——
1948年4月18日，三大战役前夕，新中国的胜利已经看到了曙光。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粟裕从华东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里，粟裕分析了中原形势，大胆直陈自己的想法。
这封电报，相当于否定了党中央关于组建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渡江南进的命令。毛泽东有些意外，对周恩来说：“粟裕不过江，我们这台大戏难唱喽！”
然而，中央对粟裕的建议仍非常重视，电召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汇报中，粟裕综述利害、冷静分析。最终，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听取粟裕暂不渡江的建议。
一个月后，粟裕就在豫东战役中，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实现了“留在江北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战略设想。
“为什么革命先辈敢于直陈自己心中最真实的观点？”面对这一问题，一名教导员回答：“因为他们都对革命极端负责、对胜利极端负责，都是为了能够打胜仗！”
犹如投石冲开水底天，这名教导员的回答引起官兵热烈讨论。大家凝神细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支军队的历史上不是比比皆是吗？
——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博古为自己和李德辩护。张闻天发言时，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定下基调。
——抗美援朝时期，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第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就将前线的情况实事求是、不掺水分地和盘托出。解方提供的情况，恰恰印证了毛泽东之前阅读前线报告中作出的判断，进而帮助志愿军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最终凝练形成经典战术“零敲牛皮糖”。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更应该为了战斗力建设讲真话、报实情？是不是更应该为打赢高度负责，敢于放下自己心里那些‘小九九’？”
辨析至此，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几天后，10余份真实客观、直面问题、尖锐深刻的复盘总结，摆在了该旅领导案头。
为什么有时候“讲真话、报实情”那么难——
领导干部要自己讲真话、愿意听真话
仲秋时节，南泥湾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0多年前，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写下这样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很少有人知道，大生产运动的起因竟缘于群众的一句骂声。”站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前，讲解员赵雪讲述了一段往事。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布置当年的公粮征集问题。这天正好打雷下雨，一声响雷，把延川县李县长打死了。
雷击事件传出后，有个农民说：“雷公不长眼，打死一个县长管什么用？咋不打死毛泽东呢？”边区保卫部门马上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泽东听说后，一边叫放人，一边安排人深入调查研究。他说，一个农民和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咒骂我呢？这里面必然有缘由。
一番调查，果然如此。原来，1938年，陕甘宁边区只征集1万担公粮，到1939年征集了5万担，到1940年征集了9万担，1941年则准备征集20万担。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农民的负担太重了。
了解情况后，毛泽东马上和边区政府的同志商量，抓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精兵简政，另一件就是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这件事启示我们，要想群众有讲真话的勇气，领导首先要自己讲真话，还要有听真话的胸襟。”讲解员赵雪的话，让记者不由想起周恩来同志的一段往事——
1961年，周恩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一天早晨，他在社员食堂门口遇见一位抱着孩子、等玉米面菜汤早饭的妇女，便问她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不料这位妇女怒气冲冲地说：“这样是瞎搞！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也得饿死！”周恩来闻言一震，眼噙泪水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
由此，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为什么有时候“讲真话、报实情”那么难？在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某旅一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讲述了一段经历——
该旅为了广纳兵言，每季度组织官兵召开恳谈会。没想到，一开始，基层官兵却谨小慎微、不愿开口。原来，他们担心领导只是走走形式，问题不会真的被重视和解决。后来，旅党委制定问题反馈机制，官兵提出的问题不仅拉单列条上榜，而且都明确了完成时限。于是，大家变得有话愿讲、有话敢讲。
“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党委一班人自己讲真话、愿意听真话的优良作风。”该领导感慨万千，“这是让大家说真话的前提，无论任何时代，这个前提从未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军人为什么更应当说真话、报实情——
“军人说假话，等于给敌人送弹药”
在空军某部某飞行大队空勤楼正门厅，挂着一块浮雕，画面是一枚导弹精准洞穿目标。
那年，一场对抗演练中，他们先“敌”开火，却没有命中目标，反而被对手“一剑封喉”。兵败归营后，他们没有为失败找任何借口，而是把对手精准洞穿目标的镜头，制成浮雕挂在正门厅，并如实分析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上报机关。
“军人说假话，等于给敌人送弹药！战场上的一句谎报、一个虚数，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该大队长坦言，这种认识源于对战场的理解。
过去这些年，该大队飞行员经常紧急升空，处置各类空情。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空中两机对垒，只需一两个动作，对方的训练水平什么样，便一清二楚，丝毫骗不了人。”
“兵事以夸大、矜张、骛远为忌。我军指战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历来如此。”该部领导告诉记者，《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的一个战斗细节引人深思——
孟良崮战役中，当我军攻下敌人阵地，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各部上报歼敌共2万3千余人。粟裕很快发现问题：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实际编制人数为3万余人，剩下的7000余人去哪了？
粟裕当即下令继续搜索战场，结果发现7000多名敌人隐藏在山谷中伺机逃跑。我军立即合围，很快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几十年后，粟裕回忆起这件事，还赞扬我参战部队“都能如实报告歼敌数字，不事浮夸，才得以发现这股敌人”。
反观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领”了一座空城。胡宗南却向蒋介石报捷：“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共军伤亡一万余，投诚二千余……”
蒋介石闻之大喜，当即将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随后更是找来中外记者到延安采访，甚至决定亲赴延安，检阅“犁庭扫穴”的胡宗南部。
没有战果，何以自圆其说？胡宗南的办法是“以谎圆谎”——命工兵在延安近郊大肆挖建“共军”假坟，又将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旧装备运到延安充当战利品，甚至还从部属中挑选出部分人，假扮俘虏……
一个谎言，由此引来谎话连篇，变成了弥天大谎。企图瞒天过海的胡宗南，也最终兵败如山倒，被谎言反噬。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毛泽东天天坐在陕北，共产党却处处打胜仗？周恩来回答：“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
“军事民主的精髓，就是人人踊跃讲真话，个个坚持报实情，为了胜利献良谋。”去年，海军某支队一名副舰长在全训考核中成绩不理想，机关怕影响支队形象，建议支队领导在上报材料中“修饰修饰”。但该支队领导没有这么做，而是直言不讳、有一说一，还专门针对训练作风进行了教育整顿。
该支队领导坚定表示：“平时考核粉饰谎报成绩、弄虚作假，骗的是我们自己，骗不了敌人，上了战场就要吃大亏、倒大霉、打败仗，就要成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这个支队，从此有了一条“军规”——上不图虚名，下不玩花样。
（采访得到惠小峰、邹存杰、刘锦润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
习主席指出：“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对共产党员而言，应该是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这也是一名党员对党绝对忠诚的体现。
新征程上，风险挑战愈发复杂，攻坚发展任务艰巨，更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讲真话、报实情的作风。党员领导干部肩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是强军兴军的骨干力量，在强调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必须标准更高、以身示范，真正做到“若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看”，做到心口如一、表里俱净，坦坦荡荡、透透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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