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湘江 存亡之渡
■郑蜀炎
湘江之战（油画） 沈尧伊作
1934年11月下旬到12月初，桂北湘江流域阴雨半月，气象资料里频见“风夹冰雨”等记录，当地百姓留下的话语里也多有“冷很”（方言：很冷）之言。
可翻阅湘江战役亲历者的回忆，几乎没有提及这种南方特有的阴湿冷寒天气。
他们记住的是一个燃烧的战场：发烫的枪管、灼烈的硝烟、鲜红的热血……
一
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离开于都后，在“红区”“白区”交界处的江西信丰县百石村，打响了“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25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部队打了胜仗，却挥不去心头“真的要离开苏区了”的愁绪，而战士们根本没有长吁短叹的时间。前面的路多远多难多少个弯，谁也说不明白。但这些来自农村的伢子很清楚，路上遇到恶狗挡道就得打。于是，部队先溃敌于广东城口、仁化一线，再攻破湖南省的宜章县城……到11月15日，中央红军已连续突破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22日占领道县后，进抵湘桂边界。
前面有两条河，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
因这两条河，湖南得了个“潇湘之地”的浪漫代称。可攻占湘桂交界处的道县，挥师渡潇水的红军，前面只有陷阱——蒋介石布下的“纵横于碉堡线之间的绞索”。
从潇水往西约百余里，便是湘江。如能顺利渡江，就可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所谓“天下之山聚于黔”。国民党军在这一带峻险山区一度防守薄弱。无疑，此处对困境之中的红军而言，是一块不错的落脚之地，亦是“创造新的大块苏区”的基础。
这个作战意图一目了然，无需缜密判断便能看懂，老谋深算的蒋介石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红军前脚走，国民党军队后脚就重新占领了道县，断了红军从潇水撤返的后路；然后，国民党军开始在湘江沿线的全州、灌阳、兴安三县设阵布防，封堵红军前行过江的路。东西约60公里，南北不到100公里的地带，竟密密麻麻地会集了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粤军阀的26个师，30余万人。有媒体吹嘘此为“委员长最擅之‘口袋阵’。”
坦率地说，这个布阵确实凶险。首先，这片地域公路贯通，便于发挥他们的机械化优势；再者，虽是枯水期，可湘江百米之宽的江面，仍然横亘成一道天然屏障；同时，有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督阵，逼着地方军阀和红军死拼，是既灭红军、又“削藩镇”的一箭双雕之计。
问题是，蒋介石可以机关算尽，可那些军阀谁会愿意白白搭上自己的家当？所以，不管蒋介石赠诗激励，还是破口大骂，他们仍各怀鬼胎，东躲西闪，生生在蒋介石的防线上空出100多里的缺口。
缺口即战机。红1、红3军团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11月25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我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27日凌晨，红1军团手起刀落，抢占了突破湘江的第一个渡口——大坪渡，随即将全州境内湘江段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一举拿下；同日，红3军团由界首渡江占领了河对岸。两个军团互为犄角、形成呼应，在约30公里江段上清除了守江之敌，并在群众的帮助下架起多道浮桥，打通了可以顺畅、快速通过的渡江通道。
不可思议的是，一连两天，渡口竟然“野渡无人舟自横”，湘江还在清悠悠地流。
按说，已经来到广西小镇文市的中央红军，距渡口仅70余公里。以正常的行军速度，2天就能抵达渡口。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央红军的命运或许将是另一种历史走向。
红军中名将如云，焉能不知“兵贵神速”这个基本军事常识。很多年后，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还在为此叹息：“迟缓笨重的辎重部队改变了整个局势。”
当时的中央纵队分为两个纵队，一是约5000人的“红星纵队”，包括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等首脑机关；一是近万人之众的“红章纵队”，集中政府机关、总工会、团中央以及后勤保障等机构。显然，他们还没弄明白，此行不是搬家迁居，而是求生图存。他们肩上挑的、背上扛的，被斯诺形容为“整个国家走上了征途”——X光机、印刷机、织布机……即便是作战部队，家当也不少。时任红8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莫文骅，在日记里记录了从瑞金背到这里的“图书馆”书单：战略学读本、时事手册、地图、马列主义读物……
抬着坛坛罐罐的队伍，拖家带口式的行军，以每天二三十公里的速度，足足走了4天才走到江边。而这时的湘江，已被血水染红……
二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事实上，各级指挥员从中革军委的渡江命令中，已经感受到一种令人不安的严峻气息。
28日，敌军侦察机清晰地看到，红军凭借南北两线的阻击阵地，构筑出一条东西走向的长廊式通道。中间有一支“大队伍”正向湘江移动。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连发督战令，甚至暗以“通共”威胁。无论是为邀功还是为洗白，各路军阀嗅着血腥味四面围来。
渡江的时间窗口期过去了，湘江渡口卷起巨大漩涡。
按命令，全军应该在11月30日前全部渡过湘江。
11月28日，红1军团主力第1师、第2师，打响了湘江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伤亡最惨重的脚山铺阻击战。湘军开始显露杀气，投入精锐4个师近7万人。在连续几个昼夜的搏杀中，我军伤亡高达数千人，敌人甚至一度逼近我指挥所，军团指挥员当时已拔出手枪，准备做最后的搏杀。
28日，桂军向扼守新圩渡江通道的红3军团发起进攻，意图夺取界首渡口，将红军渡江部队拦腰截断。桂军依仗武器好、地形熟，打得很猛。红3军团第5师被敌军7个团分割包围，阵地几度失而复得。血战至11月30日下午，全师伤亡2000余人，“自师参谋长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阵亡”。
29日，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光华铺阵地猛扑。由于这个阵地紧挨着中央纵队渡江的界首渡口，距江岸最近处仅200米，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两天三夜，拉锯战、白刃战……一仗比一仗残酷。战至12月1日，我军损失近半。
让人揪心的是，坚守渡口的部队在以死相拼，可12月1日之前，中央纵队还在路上。
部队在用生命换时间，而教条主义者却在愚蠢地损耗着时间。
按照李德在军校学习的教程，行军队形或许设计得很完美——中央纵队位居中枢，红1、红3军团两翼护卫，红5军团断后，红8、红9军团负责侧后翼掩护。
但这种被刘伯承称为“八抬大轿”的队形，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速度。从11月30日至12月1日，中央纵队陆续到达和开始渡江的这两天，成为军史所述的“整个长征中最危险的两天”。
30日，重新部署的各路敌军已完成对各个渡口的包围。刚开始渡江的中央纵队，面临着遭敌“半渡而击”的危险。
阻击阵地上的红1军团和红3军团，是红军的精锐。就连对手也知道他们的作战特点——红1军团以机动灵活、精于运动战和伏击战著称；红3军团以勇猛善战、擅长正面攻击和侧翼穿插闻名。可面对这样的战况战情，他们只能自缚手脚，放弃机动作战优势。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以及敌飞机大炮投射的高密度火力，他们只得死守硬拼。他们很清楚，自己退一步，就会使正在渡江的队伍变成活靶子。
30日深夜，红1军团不得不向中央发电，坦承“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显然，如果不是作战能力消耗到了极限，他们怎会向军委提出“必须”的要求。
霜风趋紧，冷雨飘零。12月1日下午，军委纵队大部过江。
但战场的危险态势没有丝毫缓解。一直紧咬其后的国民党军队，此时已占领多数渡口，所有浮桥几乎全被炸断。而担负掩护的部队，还有队伍没有过江。这些部队相互掩护，被打散、切断的部队很快集结，突破敌军薄弱之处，从浅水区寻机涉渡。
江水无言。凤凰嘴是湘江战役中部分红军最后渡过的渡口，也是牺牲最为惨烈的渡口。红8军团多为长征出发前夕紧急扩编的新兵，在执行后翼掩护战斗任务中，因军委临时改道、途中遭桂军截击并被打乱建制而行动缓慢。12月1日下午，当他们几经周折赶到凤凰嘴渡口时，渡口已被敌火力封锁。他们只能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涉水渡江。
经此一役，刚组建2个多月的红8军团从万余人锐减至不足2000人，其编制和番号也永远消失了。
还有一支部队被敌军截断退路，无法过江。这就是史称“绝命后卫师”的红5军团第34师。该师官兵绝大部分为闽西子弟。他们从长征一开始就担任全军总后卫，湘江战役中更是成为后卫中的后卫——在最危险的位置孤军阻敌。11月26日，在红34师干部会议上部署阻击任务后，红5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拍了拍红34师师长陈树湘的肩膀，叮嘱说：“你们既要完成军委赋予的任务，又要有万一被敌人截断孤军作战的准备！”大家一一握手惜别，但心里都清楚，如此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在随后的4天5夜，红34师在江东抗击十几倍于己的敌军。12月1日，红34师收到中革军委“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的命令后，数次强渡均告失利。同日，中革军委电令陈树湘“退回湘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1日，红34师余部100余人在道县四马桥早禾田遭保安团阻击。陈树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按长征原路返回的计划，由参谋长王光道率领余部突围，到九嶷山区开展游击战争。陈树湘带两名警卫员留下掩护。
后来，身负重伤的陈树湘不幸被捕。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将自己的肠子扯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2014年，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陈树湘“断肠明志”的故事。陈树湘的名字如信仰的丰碑，穿越历史风云，矗立在奔涌的湘江之畔。
广西灌阳县烈士陵园里，立着一块无字碑。碑上不着一字，碑座上镌刻着：“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为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主力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三十四师六千闽西红军将士永垂不朽。”
红34师牺牲的烈士，经后人多年查询探访，仅查出千余人的名字，很多还是小名：赖老石头、马二二、李矮六、戴七子……
岂曰无碑，山河即碑。何须有名，人心留名。
三
红军过了湘江没有停留。
12月4日起，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11日，进入通道县。然而，甩开了追兵，绕不开伏兵，仗还是走一路打一路。
一路走来，战士们都在用一句话相互鼓劲：“根据地在我们脚板上。”经历生死血战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比迈着脚板走更要紧的是，得搞清楚脚板该朝哪个方向迈。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主席曾讲过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
牺牲，换来清醒。前面的路该朝哪个方向走，遵义会议作出了正确选择。从此，这支队伍汇聚成势不可挡的铁流，在万水千山间留下了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滔滔金沙江的奇兵巧渡、跋涉雪山草地的坚韧不拔……
当年脚山铺阻击战的战场，如今已被开辟为旅游景区。景区中，矗立着一棵有弹孔的老树。当地百姓说，1934年树被子弹打穿，但没死，枝叶反倒更繁茂了。
树不死靠的是深扎的根，红军在惨烈的湘江之战后没有动摇溃散，靠的同样是深扎在心里的根。
是的，在战略错误到了一定程度时，战术的英勇已无法弥补。红军在损失过半、几近灭亡边缘的情况下，依然保持建制不散，各级组织作用不减，依然做到军令如山、纪律似铁。这些，无疑是绝境中向死而生、战旗不倒的根本原因。一位红军战士回忆说，仗打得再难再险，我们也相信，只要队伍还在组织还在，只要脚能走枪能打，红军就有希望。
即便在生死存亡之际，我军也没有放弃政治工作的优势。在中共中央及红军总政治部联合下发的政治命令中，明确提出“政治工作人员应不疲倦地政治宣传与鼓动……并最高限度的（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在硝烟弥漫的阻击阵地，党中央电报中“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等动员，激励将士们奋勇冲锋；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做好民族工作”，从而有了各族群众扛门板为红军搭建浮桥、冒风险掩护救治红军伤员的动人篇章。
红军缺枪少粮，但从不缺少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刚离开苏区，《胜利反攻歌》等新创作的歌曲就在行军路上传唱；面对蜂拥而至的各路军阀，红军战士极其蔑视地嘲笑道：“吓死滇军、拖死湘军，脚踏川军，打倒中央军，英雄是红军！”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一曲悲歌湘水寒。红军战士的脚步有些沉重，却一直没有停。
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步，都是替那些倒下的人，走到最后。
版式设计：方 汉
学术支持：褚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