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将帅故居，感悟革命先辈永葆普通一兵本色的优良作风——
身无“官气”品自高
■解放军报记者 马嘉隆 王越
武警四川总队南充支队官兵重温红色故事（资料照片）。陈渝忠摄
四川仪陇，琳琅山下，松青柏翠。前不久，记者沿着林间小道走向朱德故里。
66年前，74岁高龄的朱德也曾拄着拐杖从这条小道走过。赴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期间，戎马倥偬的朱老总顺路回到阔别50余载的家乡。
荣归故里，朱德和平常一样，还是身着一件黄色的旧军大衣、一双脱色的皮鞋。数十年未见的堂弟不敢相信，当了那么大“官”的堂兄穿着竟如此朴素。
在家乡，朱德吃的是不剥皮的红薯和豌豆尖、魔芋豆腐，睡的是学校里的木板床，调研时和乡亲们围坐在院坝外的椿树下“摆龙门阵”——少时离家，“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晚年归乡，“只见公仆不见官”。
不摆官架子，立起好样子。连日来，记者踏访将帅故居和座座军营，追寻革命先辈坚守当兵入党初心、永葆普通一兵本色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密码。
三名合格老兵的清醒——
“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朱德故居，溪水潺潺，游人如织。
前来参观见学的陆军某部官兵，在朱德生平事迹展板前久久驻足——
1951年，朱德65岁生日时，仪陇县委派人到北京，想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改县名为“朱德县”。此前，县委以“朱德县建县委员会”名义，已征得40万仪陇县群众同意。
众望所归，但朱德是这样拒绝的：“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在朱德坚持下，县城没有搬，县名没有改。他还严肃要求仪陇县委，不要在父母故居里办他个人的展览，把场地用来办学校，让娃娃们念书。
如今的朱德故里，山林掩映间炊烟袅袅，书声琅琅。讲解员黄铃告诉记者，如今地方政府在打造朱德故里景区时，依然按照朱老总当年的要求，未将周边的村民迁走。“贫苦佃农出身的朱老总，深知这里的乡亲们离不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我们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愿。”
在展出的众多文物中，有一把铁铲。从中南海到玉泉山，朱德总是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自己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这把铁铲，是他“躬耕垄亩”的见证。据朱德之孙朱和平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朱德始终保持朴素廉洁的作风，粗茶淡饭，吃饱就行；衣服干净，穿暖就行……
1966年，一名意大利记者问朱德：“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样的名誉？”朱德的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文中，朱德语重心长地给某些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沿嘉陵江前行，在重庆开州另一座民居里，记者看到另一位老兵的清醒——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庆功大会，各界代表给刘伯承同志赠送了一块“常胜将军”牌匾。他当即表示：“我不敢当……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1951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周年之际，朝鲜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却觉得不合适：“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
率部打赢新中国“立国之战”，彭德怀的威名举世皆知。然而，记者翻阅他亲笔题写书名的《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却无一处对他个人歌功颂德。撰写此书时，彭德怀明确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集体领导的、集体指挥的，写功劳绝不能写我，写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写我，失误的事，我要负主要责任。”
永远把自己放得很低，把群众举得很高。1945年，辛亥革命元老续范亭有感于彭德怀肝胆照人的品格，曾赋诗赞曰：“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在他的笔下，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则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前来参观的陆军某部官兵说，“半老兵”“田舍翁”……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就是这样秉公心、戒特权，始终与人民群众、基层官兵紧紧相依、血脉相连。
三件生活小事的坚守——
“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浊浪滔天，领导干部冲在前。
列席陆军某部抗洪抢险准备会，记者发现，大屏幕播放的往年抗洪视频中，每个编组都有党员干部带队，每个危险关头都是领导干部冲在前面。
“这是我们领导干部唯一的‘特权’！”该部领导自豪地介绍，作为红五军的传人，他们永远铭记老军长说的话——“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1939年初，为节约人力财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副总司令彭德怀下令：各级首长凡有特务员的，一律取消勤务员。为了共渡难关，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总部首长主动降低个人待遇，坚持只拿师旅长级别的津贴。
带着感慨，记者走进湖南长沙杨立三故居，找到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作为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按规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通信员和炊事员共3人，但他认为“让这么多人为我服务，心不安”，主动退掉了2人。
杨立三虽然掌管许多军需被服厂和食品厂，却拒绝试穿试吃各厂送来的样品，他直言：“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
在石家庄工作期间，杨立三曾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大家开荒种菜，后来他去华东前线指导工作，回来后秘书仍将这段时间生产所得的红利分给他。杨立三主动将其退回并写下“无功不受禄”。
1952年，“三反”运动中，组织清点他的全部家当。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掌管全国粮食的“大管家”，全部家产总共才值30多元。
湘水汤汤，钱塘潮涌。沿江而下，在杭州丁家山下，记者看到一张黑白照片——这是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此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的珍贵留影。
新中国成立伊始，造纸业尚不发达，连印小学课本都没有好纸。那时，刘亚楼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能例外。
所谓“更生纸”，是用废纸为原料，经回收、脱墨、打浆等工序制造的一种纸，价格低廉，但粗糙发黄。刘亚楼的眼睛不好，每天还要审阅数万字的文稿。编审组秘书长于心不忍，就交代工作人员给刘司令员送好纸印刷的审校本。
刘亚楼发现后，马上在稿本上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害我！”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担心刘亚楼长期如此会看坏眼睛，工作人员明知要挨批，仍要了些不算太好，但比“更生纸”白一些的稿纸供他使用。刘亚楼一眼就看出了差别，严肃地说：“这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
前来参观见学的一名领导感慨，不搞特殊，不仅是在自己“有的选”时选择不要，更要在别人认为“理所当然该享受”时主动拒绝。为将干什么？绝不是为了锦衣华服、高人一等，而是要带头自律、带头吃苦。
三件士兵军服的见证——
不端官架子，才有好样子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件“五五式”士兵军服，引来众多官兵注目。
这件军服，见证了一段佳话——
1958年9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全军掀起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官兵不分你我，不分老少，都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个个心情舒畅……”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司令员许世友等30名将军下连当兵的当晚，几名将军兴奋地举行了一次“士兵座谈会”，许世友在会上说：“我这次下去一定要把兵当好！”
于是，许世友头戴船形帽、身穿士兵服，来到浙江宁波海防前线某部六连七班，当起了“上等兵”。为消除大家顾虑，他还对班里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做干部做了几十年，管人管了几十年，已经养成了管人的习惯。甚至说话声气、生活习惯、走路的样子等等都有这种表现……希望大家以后从这方面经常督促我，帮助我拿下官架子，搞臭官架子。”
一次，许世友和班里战士一起锄草、扫地，有名干部拿着照相机请他停下来照相，许世友边扫边说：“人民公社五六十岁的老社员，一天干到晚，也没有人给他照相。我们干了一点活，就要照相？我看还是不照。”
当兵期间，许世友坚持和战士一同训练、一同站岗。起初，战士们称他为“首长”，后来称“许同志”，最后索性直接叫“老许”……
这样的士兵服，也曾穿在邓华将军身上。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改名为“丁华”，前往旅大警备区某连当兵。
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邹衍回忆说，下连当兵的一个月过得很快，连队告别会上，战士们私下议论“丁华”，“这么瘦，官肯定不大，顶多是个处长”。直到临别，大家才知道“老丁”竟是上将邓华。
身穿士兵服来到战士们中间的，还有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1958年9月20日，杨得志使用参加红军前的名字“杨绍起”，佩戴列兵军衔，来到驻江苏徐州的某团六连当兵。
当时，杨得志已年近50岁。为适应连队生活，他提前十几天改掉多年的午睡习惯；为适应户外训练，他每天在烈日下暴晒，还请公务员按新条令教他操练……在连队，他每天早起抢着扫地、擦玻璃、刷痰盂，按顺序排班站岗，经常半夜起来站哨，最终被战士们评为“五好战士”。
后来，听说“杨绍起”竟是军区司令员，六连有人专门跑到营俱乐部，找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合影照片查对，尽管发现“杨绍起”和照片上的司令员杨得志很像，可大家还是不敢贸然相认。
不端官架子，才有好样子。那年国庆联欢晚会，杨得志为战士们演唱了《刘海砍樵》，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拉了胡琴，军区干部部部长陈美藻唱了抗战歌曲……官兵同乐，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
“心里装着兵，才能像个兵。内心永葆普通一兵本色，才能褪去一身‘官气’。”在军博参观结束，某部带队干部告诉记者，再过不久，他们也要打起背包，住进班排，当兵锻炼。他说，“力戒‘官气’、多接地气，才能立起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好样子！”
（采访得到刘郑伊、李磊、赵梓琳、周赟赟、黄政等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牢牢站稳群众立场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毫不惹眼”，正是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的生动写照。成立105年来，我们党能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军队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牢站稳群众立场，端正为兵态度，力戒漂浮作风，真正立起新时代干部好样子，把部队锻造成上下同欲、敢打必胜的战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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