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努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７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１２月２８日，针对蒋介石１２月２６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同年２月１０日，为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指出，如果国民党将上述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四项保证，即：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表以后，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对亲日派的斗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成共产党的建议，在２月１５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次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还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他在西安事变中承诺的六项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在１９３７年１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从同年２月开始到７月全国抗战爆发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举行多次谈判。在２月、３月的西安和杭州谈判中，周恩来等以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为基本指导原则，主要围绕着国共合作问题、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的地位问题、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的中共军队问题，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商谈。蒋介石在谈判中的基本企图是首先把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置于国民党控制之下，不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许人民革命力量发展。他的真实目的，是用和平方法限制和削弱共产党的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等反复强调：为了真正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国民党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红军改编为三个师，朱德仍继续任总指挥；陕甘宁行政区保持完整，不容分割；国共合作须先确定共同纲领；立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国民党军队停止对西路军的进攻，送还被俘人员，等等。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谈判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