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您在世界军事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成绩，哪些是你最感自豪的？
姚：作为一个研究员，最感自豪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军队领导的重视和部队官兵的认可，并能直接影响到军队建设决策，为我军现代化发挥决策咨询作用。
记：您的军事生涯源自哪里？流向哪里？是如何汹涌壮阔起来的？
姚：我出生于军人家庭，我对军队的热爱，肯定与父辈的影响分不开，也是我选择军人生涯的原动力。参军后，军队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给了我创造人生、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也帮助我成就了军事科研的事业。对于军事科研，我是从责任到爱好再到追求的。我们那个年代，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最初分到军科，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工作需要。既然是工作，那就有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组织把你分配到这儿了，你就要把工作干好，要尽自己的责任。工作做好了，就开始喜欢它了，就想作出更多的成绩来，创造出更高境界来，就成了一种追求。我有一种切身感受：只要你有能力，军事科研这个领域还是有很大的舞台。这个舞台你怎么去表演都是足够宽阔的。在这个舞台，只要你肯下功夫，而且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态度，就会有成果的。所以，是37年的军旅生涯铸就了我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满足。
记：这些年您有不少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都有哪些有趣的事情？
姚：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是我从事世界军事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内容，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本身就是这些国际学术交流的内容。我的原则就是要利用每一个国际场合，表达中国的意见，显示中国的存在，对质疑中国的问题作出回应。一般在国际会议上我会积极要求发言和提问，记得有一次因为会议时间比较短，主持人要求每人只提一个问题，我站起来后说我只提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有三个部分，接着就一口气提完三个问题，引来了一片赞赏的笑声。还有一次参加一个国际研讨班，主题是“中国的崛起”，五个演讲人每人发言15分钟，听众提问不得超过3分钟。我作为听众开始用极快的语速发表评论，主持人提醒我已经超时，但其他听众“听兴未尽”，要求主持人给我特殊政策。这样，我赢得了22分钟的优惠政策，大大超过所有的演讲人，有力地反击了“中国威胁论”，赢得了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国际学术交流场合，作为中国军人的代表，一定要有所作为，不能无所作为，要尽到自己的责任，要为中国争来“话语权”，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在国外交流时，有时也会与一些重量级的人物面对面交流。记得有一次采访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我们谈到科索沃战争、世界范围的军事革命、中美军事关系等很多重要军事问题，也谈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教育、美国民间组织扶持弱势青年的做法等与军事无关的问题。在和他们的交流中，我不亢不卑，即保持着中国军人的尊严，又体现出中国军人的儒雅，赢得了他们的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