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第二十九师青年科长边宝山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寻人启事，由此引出一段感人故事——
常妈妈，我永远想念您
1952年11月的一天，由我负责的志愿军第29师上甘岭战役“高射炮兵政治工作经验”定稿了，我随后走出防空洞做了几下深呼吸。正在这时，送报的同志来了。我接过报纸，回到防空洞伏案阅读。
当看到《人民日报》右下角有一条“寻人启事”时，我心头为之一震，被寻的人叫秦国华，寻人的叫常文芝。因为我有一个战友叫秦国华，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光荣牺牲。他牺牲时我在现场，距他只有2米远。
在中国重名重姓的人很多，为了慎重起见，我给常文芝写了一封信，询问她与秦国华是什么关系，秦国华是哪年参加革命的，参加革命前是哪个学校的，他的部队是哪个旅哪个团等。在这封信里我没有提秦国华牺牲的事。
不久，我接到常文芝的回信，原来她是秦国华的妈妈。我们部队入朝前，秦国华常给妈妈写信，自他牺牲后，长时间杳无音信，日夜思念儿子的母亲，只好通过报纸寻找自己的儿子。
我和秦国华是老战友了。他是原6旅政治部宣传队宣传员，1946年3月，我们35团（归6旅建制）在河北邢台驻防，当时我任35团4连指导员。一天，旅政治部宣传员孙超、秦国华到我们连检查工作，从那时起我就认识了秦国华。
1947年初，组织上决定我任旅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兼指导员，与秦国华相处了一些时间，对他有了更多了解。他是北京人，1929年生，小学毕业后考入北师大附中，1944年毅然弃学从军，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1950年部队入朝前夕，他调任86团政治处任宣传队队长。
五次战役第二阶段，29师政治部决定由我带保卫科干事汪射斗赴86团检查工作。我是由86团调到师政治部的，那里的干部大都熟悉。当夜在行军途中，我们赶上了86团直属队，遇到的第一个人是军医孙云增。他看到我后热情地说：“边科长，是哪阵风把您吹来了？”我说：“西北风啊！”我问：“你们直属队呢？”他挥了挥手说：“在前边哩。”接着他就向我要烟吸，我对他说：“这里可不能吸烟，绝不能暴露火光。你看，右边是一条河，左边是一座山，你赶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吧。”我们边说边向前走去，当赶上政治处的行军队列时，看到保卫股长王利华。他实在是太困了，边走边打瞌睡。我用手拍了他一下说：“王利华，怎么不精神呀！”他睁开眼说：“边科长来啦。”秦国华在王利华的左前方，听到王利华说边科长来啦，他像个孩子似的把手伸得很长：“老队长，给我支烟。”我对他说：“这里不能吸，这里是敌人的封锁线，不能暴露火光。”话刚说完，就听到敌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了，响声像撕裂空气一样。我一手按左边的王利华，一手按右边的汪射斗，大声喊：“卧倒！”就在这瞬间，炮弹爆炸了。爆炸声震得我的耳朵吱吱响。我和王利华、汪射斗起来继续向前跑，忽然又听到敌人的一发炮弹飞来，我又喊：“卧倒！”两发炮弹爆炸后，我向部队大声喊：“部队向左离开公路！”当我们跑到左边的山坡下，敌人的炮击停止了。我找到管理股长李光，对他说：“赶快派几个人，到爆炸点附近去找，肯定有伤亡。”
过了10多分钟，李光对我说：“秦国华队长、宣传股的黄干事，还有孙云增，他们都牺牲了。”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战友，顷刻间阴阳两界，我的心里十分难受。
当确认常文芝是秦国华的妈妈后，我以儿子的身份给她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我和秦国华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以及秦国华烈士壮烈牺牲的经过。我还写到：“我早已没有了父母，您就是我的妈妈，我就是您的儿子。”
1953年初夏，我到北京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抽空给常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到北京开会，住前门外打磨厂招待所。如果您能来的话，咱们母子见见面，那再好不过了。”过了3天，常妈妈果真来了，我悲喜交加。我白天找人陪她参观名胜古迹，晚上与她长谈。当我离开北京时，老人家深情地说：“我家还有个小女儿，我还在教书，不然我和你们一块生活了，每天看着可爱的小孙孙（此时我已有个6个月的儿子），那该多好啊！”
我1954年从朝鲜回国后，到南京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和常妈妈失去了联系。
今生今世，我永远怀念战友秦国华，永远想念亲爱的常妈妈。
（方随军、徐光村整理）
（《解放军报》2016年01月27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