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红军曾经过苗、瑶、壮、侗、土家、水、黎、布依、仡佬、纳西、彝、藏、白、羌、回、东乡、裕固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或杂居区，占红军长征经过地区的５０％以上。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军阀的欺压蹂躏，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纪律，提倡各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开展对反动政权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帮助少数民族建立武装和人民政权。一路上留下了许多红军与各少数民族团结友好、互相帮助的佳话。
黔东少数民族地区
贵州东部的清水江流域是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欺压，苗、侗族人民同汉族政府和军队矛盾较深。每当反动军队一到，他们就手执利刃、弓箭，扼守山寨，控制隘口，满山呼应，以防洗劫。１９３４年９月，红６军团初到黔东时，也被误认是反动军队。
为解除少数民族对红军的误解，红６军团领导机关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私进民宅，不违禁令，公平交易，救死扶伤。部队模范地执行上级的指示，得到了苗、侗族人民的拥护爱戴和大力支援。红军到达黔东的南加堡，准备北渡清水江时，少数民族同胞积极帮助红军探察水势、架设浮桥，协助红军顺利渡江。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也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工作。据陈云回忆：“贵州之一般贫苦汉人与苗家，确受红军之宣传甚大。当萧克由湘赣边转入湘西时，亦由此经过，亦给当地汉苗居民以好感。故毛泽东朱德部红军一至，汉苗人民非但不逃，且有大批加入红军者，并有时询红军何时‘安民’者。红军因有汉苗人民之助，故在此贫瘠之区未受饥饿。”
四川彝族地区
四川大凉山地区是彝族居住区。当时的彝族区还处于奴隶社会。汉族不法商人经常利用彝族人民的憨厚诚实，对他们进行欺诈和剥削，国民党军阀则经常对他们进行“剿讨”和抢掠。这一切，都引起了彝族人民对汉人的猜忌和敌视。
１９３５年５月，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后，红军总政治部及时颁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对部队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并具体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当红１军团第１师第１团进入彝族沽基（鸡）家辖地后，沿途枪声不断，红军亦有伤亡。稍后跟进的红军工兵连战士也被彝族头人武装缴去枪械，脱去衣裤。但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群众纪律，不与其发生冲突，并主动退出彝族区。这就给他们留下良好印象。
在冕宁县，红军释放了被国民党当作人质关押的不少彝族首领，并向他们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宣传。同时，四处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消除对红军的误解。刘伯承还按照彝族的习俗，同沽基部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团结了彝族上层人士，留下了一段“彝海结盟”的佳话。同时，红军还帮助他们建立了“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并赠送武器、弹药，支持彝族人民开展反压迫斗争。在彝族人民的帮助下，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