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定国在北京家中（2014年1月9日摄）。新华社发（郝远征摄）
家风传承，留得清气满乾坤
８１年前的王定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一次偶然的相遇竟会成就她一生的幸福。
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王定国在雪山脚下的河边洗衣服，一位留八字胡的老同志操着湖南口音笑着对她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两件衣服合起来，中间装上羊毛，我要穿它过雪山。”
王定国爽快答应。第二天便将缝好的衣服送了回去。老同志看着衣服连连赞叹，告别时还特地嘱咐她多准备些辣椒，“爬雪山可嚼辣椒御寒”。
当时的王定国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被同志们尊称为“苏区五老”之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敌人监狱中逃出的王定国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与谢觉哉不期而遇。共同的理想和相似的经历，打破了年龄的隔阂。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面对湖南老家过来投靠自己谋取职位的亲戚，他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拒绝：“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待群众，谢老却充满热情。他曾经严肃地对工作人员说：“来法院打官司的，只要点我的名，我就应该见，因为他信任我才会点我，不见不合适。”
谢老对家人的严苛、对群众的热情，深深影响着王定国。采访中，王定国家先后来了三拨十多人。“这还算少的，多的时候一天来几十人。”在王定国身边工作多年的杨琼仙说，“家里谁都可以来，老太太也常说，人家来找是信任，不见不合适！”
为更好地倾听大家的意见，王定国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挨个屋子问情况，高效又不会遗漏。
王定国的“热心肠”对大儿子谢飘来说，曾经有些难以理解：母亲虽然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却从来没有在他考学、当兵、提干、复员直到退休的任何一个阶段为他说过一句话。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谢飘说，“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遣散了秘书，退掉了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略显老旧的家中，挂着很多王定国的书画作品，其中尤以梅花为多。看着一朵朵、一簇簇昂首怒放的梅花，记者仿佛闻到股股沁人心脾的清香。
谢家子女中虽没有当大官做大买卖的，但都在各自岗位上干得出类拔萃。长女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后来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二儿子谢飞是著名导演，拍摄了《香魂女》《本名年》《我们的田野》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他几个孩子也都是普通而优秀的工作人员。
“所谓家风，不是写在牌匾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所谓传承，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一种自然自觉的行为。”谢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