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江到大渡河：浅谈长征中的强渡江河战斗
■张岩松
从1934年10月西渡于都河开始，中央红军在其万里长征途中，曾在万千重围中突破过敌军沿大江大河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这其中，尤以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生死战最具决定性，其成败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
红军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度过了无数道江河防线。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七律·长征》 毛泽东
从1934年10月西渡于都河开始，中央红军在其万里长征途中，曾在万千重围中突破过敌军沿大江大河设置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这其中，尤以血战湘江、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生死战最具决定性，其成败甚至直接关系到中国历史的走向。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本文将尝试着从一般渡河作战中所必须的几个要素来探讨一下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的强渡江河战斗问题。
时间就是胜利！
“兵贵神速”本为兵家常理，渡河作战尤其如此！遗憾的是，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却为此做了一个反面注脚。
行动拖沓使得红军在强渡湘江时付出了伤亡过半的代价。
离开中央苏区之后，由于李德、博古等人指挥呆板，以致红军的动向很快被敌军所察觉。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在横亘湘桂两省的湘江沿岸布下重兵。即便如此，红军仍有迅速通过这道封锁线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军之间的内部矛盾，桂系首领白崇禧曾私自修改作战计划，使得整条防线一度出现了缝隙。而这个情况，也曾为红军侦察部队获悉并向上反映。然而，由于此时的红军高层毫无时间观念，加之队伍中非战斗人员比重大，“坛坛罐罐”太多，以致每天行军不过十几华里。如此拖沓的结果就是：红军将士虽经浴血奋战并最终渡江西去，但付出了伤亡过半的惨重代价不说，还被迫改变了最初的战略计划改去贵州。
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李德、博古等人严重缺乏时间观念，险些使中央红军覆没在湘江两岸。反观半年之后的大渡河战役，由于毛泽东等中革军委新任领导对“灵活机动”的重视，红军则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