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回到领导核心。红军刚刚摆脱桂系、湘系军阀的追击，又遭遇黔系、川系军阀的堵截，蒋介石嫡系部队更是穷追不舍。危难之际，毛主席运用一连串天才的战略决策，带领红军纵横驰骋于川滇黔边界地区，巧妙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就是“四渡赤水”，数十年后毛主席称其为一生之中的“得意之笔”。
（一）
天苍苍，雨潇潇，山隐隐，水迢迢。
初秋时节，驱车在遵赤高速公路上，窗外时而掠过稀疏的木楼，时而闪现成片的寨子，它们在迷蒙的水气雾霭中显得有些肃穆。赤水河在这片深山幽谷之中，汤汤流淌，似乎保持着当年的节奏。
习水县土城镇是红军一渡赤水的地方。如今，渡河浮桥没了踪影，战场遗址早已模糊，红军曾经行军驻足的青砖老街也被开发成旅游步行街。雨天里，有几个老人安逸地坐在屋檐下，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招呼行人。
“当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住在这条街上，耿飚就住在我家隔壁。”93岁的罗明先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自幼习武出身，身板硬朗。听说记者采访，热情让座。“那时候国民党宣传，说红军要来了，杀人如割草，共产共妻。年轻妇女都躲到山里去了。红军进来以后很客气，真的很客气，都睡在街上，不进你的屋。”
“那时候是冬天，红军没得吃，衣服穿得也很薄。”“打仗打得惨，有些战士没水喝，就喝自己伤口上的血。”罗明先老人对80年前的场景印象很深，“但是后来红军要转移，督促征集门板、小渔船，搭建浮桥。红军给每家预付了大洋，每条船有三五块大洋，门板背面写了户主姓名，方便群众日后取回。”
纪律严明、爱民为民，红军很快得到了群众拥护。一首民谣《我渡红军过赤水》由此传唱开来。
走到老街的尽头，便是四渡赤水纪念馆。一张张军事地图、一幅幅历史照片，顷刻间把记者带入了当年的战斗现场。墙上悬挂着时任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一段回忆文字，“1935年1月28日，我军由遵义附近进抵贵州西北部的赤水一带。在土城枫树坝、青杠坡与敌人发生激战……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
据记载，1935年1月29日一渡赤水后，红军经古蔺，走叙永，于2月上旬到达扎西。中革军委及时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总结了前一段战斗中的教训，并且指出敌军主力大部队都被吸引过来，黔北空虚，应该“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这一战略方针，让红军收获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自2月11日由扎西挥戈东进，18天中出敌不意，声东击西，横扫1100里，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人。蒋介石懊恼这是“国军自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
（二）
贵州“地无三尺平”，但如今天堑变通途，县县通高速。记者沿河南下，很快就来到了三渡赤水所在地——仁怀县茅台镇。渡口处，茅台酒厂和四渡赤水纪念园隔岸相望。河面上，钢板、铁索、麻绳，再配上若干红星模型，一座现代版的浮桥又让它们脉脉相通。
距离渡口约20分钟车程，有一个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145名英魂长眠于此，守墓的是90多岁的刘福昌老人。不巧老人前两日摔伤了腿，送回老家疗养。记者从老人亲手栽种的一棵棵参天大树中，体会光阴的故事：1935年，16岁的刘福昌亲眼目睹了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被红军的英勇献身感动，后来他也参过军当过兵。1971年，政府安排他看护陵园，这一守就是40多年。据说老人还在陵园对面的山上买了一块墓地，他说“要永远守护着自己的亲人们”。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毛主席及时洞悉敌军企图，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鸭溪地区徘徊，从中寻找有利战机。其中在苟坝一带，他力挽狂澜，说服红军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并深入分析敌情，“鲁班场有周浑元的13师和96师，打好了，油水大；第二，打不好有路可走，蒋介石现在画的这个圆圈，目前也只有这个方向松动一点，前景好一点。大不了再过一趟赤水河。”
1935年3月15日，红军向鲁班场发起进攻，3小时后主动撤出战斗，并于次日出乎意料地三渡赤水。紧接着，毛主席再出奇谋：派出一个团佯装向古蔺挺进，诱敌西进。主力部队则埋伏在川南的大村、铁厂地区，伺机折返，四渡赤水，突出重围。
为了纪念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观，当地政府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塔。沿着渡口拾阶而上，塔前摆放着一束花圈，像是有人刚刚来过。据介绍，塔高25米（25000毫米），寓意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塔身由四片形似浪柱的建筑依序错落而成，凸显主题——四渡赤水。塔座为木船造型，寓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乘风破浪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