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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初期，朱德、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党内发生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为了解决争论，朱德、陈毅都作了极大的努力，最终在毛泽东主持下，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这场党内争论得到了妥善解决，成为党史军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课题。就是这样一次部队军级单位的党代会，像灯塔一样照耀着新生人民军队的前进方向，在党史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红四军来了一位留洋生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辗转来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第四军军委（即党部）。不久，根据中共中央规定，改称红军第四军，之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代表党中央领导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工作。红四军下井冈山后，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主要在军队，于是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
红四军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其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日趋严重。这是因为，红军成员主要来自农民，既包括直接参加红军的农民，也包括从旧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农民成分的官兵。据1929年5月的统计，红四军的1329名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70%以上，不可避免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来，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倾向、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主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随着一个叫刘安恭的人的到来而集中爆发出来。
刘安恭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被送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5月初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这时，前委的地方工作任务加重，于是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到职后，随即召开军委会议，规定前委不能管军队，只能管地方工作，并且以完善领导体系为名要求把“临时”两字去掉，在红四军正式恢复军委。这样一来，围绕“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党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其实质是如何处理党和军队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关红军性质和发展方向、甚至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
对于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和问题，毛泽东等前委领导都有所察觉，并多次召开会议力图加以解决。
先是于1928年5月底在永定县的湖雷召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等人认为：现在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又处在游击战争环境，和在湘赣边界割据时的情况大不相同，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打仗，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所以不应再设军委，统由前委直接领导就可以了。而主张建立军委的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刘安恭甚至指责毛泽东是“书记专政”，前委“权力太集中”，以废除“家长制”为由坚持设立军委。朱德也赞成设立军委的意见。会议开了半天没有结果，因部队要行动，只得中断。过了几天，部队打下白砂，接着召开前委扩大会，继续讨论设不设军委的问题。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虽然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并且随着这些问题扩散的范围加大，情况日趋严重。
6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大会由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会议没有设主席台，各方代表都坐在一条条长凳上，踊跃发言，讨论十分热烈。会上，刘安恭趁机向毛泽东开火，并煽动其他人向毛泽东提出批评。在选举前委书记时，毛泽东以一票之差落选，书记由陈毅当选。会议认为朱德、毛泽东对争论应负有责任，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分别给予书面警告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没有领导核心，只能无组织地自由争论，结果开了三天，七嘴八舌，毫无结果。这时，大家都感到毛泽东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朱德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回来，但由于毛泽东当时确实病得很重，便让他继续养病。
